情境认知视域下的农民数字素养：现实制约与纾困路径

摘要：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乃至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基于情境认知理论，从“数字技术情境—数字价值认知—数字化能力”维度可为探索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以及纾困路径提供一种新的建构逻辑。浙江省Q市K县数字乡村建设实践表明，当前农民数字素养存在三个方面的现实制约：一是乡村数字情境的薄弱化、单一化与低效化；二是农民数字认知的滞后性、排斥性与局限性；三是农民数字应用能力的差距性、单向化与碎片化。未来可通过“技术下沉”拓展乡村数字资源供给、通过“认知转变”凝聚农民数字价值共识、通过“资源整合”重构乡村数字技术培育体系，从而不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

关键词：情境认知；数字乡村；农民；数字素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2-0070-11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进展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乃至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分别为56.3分和35.1分，两者得分相差21.2分。[1]数字素养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数字素养偏低的问题非常突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补齐农民数字素养短板。

近年来，“农民数字素养”研究正逐渐受到公共管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关注，并主要呈现出理论与实证两种不同的致思取向：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框架。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特征、要素结构、框架体系[2]，对于什么是农民数字素养、为何要培育农民数字素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理诠释。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一词，源于1994年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埃谢特-阿尔卡莱（Yoram Eshet-Alkalai）关于数字时代公民基本生存技能的思考[3]，并建构了数字素养的六维框架[4]。尽管学界尚未就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和框架达成共识，但农民数字素养偏低已成为学界共识。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从三种不同维度的实证层面反思农民数字素养研究：一是对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进行量化的测度与评估[5]。二是实证分析农民数字素养的驱动要素。对于“是什么影响了农民数字素养”提出客观与主观两种解释路径：前者认为农民数字素养偏低与以客观地位为基础的结构性特征有关，诸如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性质等[6]，但也有观点认为囿于客观技术条件限制以及对数字资源的应用治理、开发利用不足[7]，致使农民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缺失[8]；后者则认为农民数字素养的衡量标准取决于其参照群体的整体数字素养状况[9]。三是实证分析农民数字素养的传导效应，例如：研究农民数字素养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10]、数字素养对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有显著的正向效应[11]。既有研究对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叙事和实践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既有研究为深化农民数字素养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但仍存在可发掘的空间：其一，需寻求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对话。“农民数字素养”不仅是数字乡村建设领域的重要议题，而且属于教育学等认知科学理论范畴。“数字素养”作为贯穿教育学和管理学的关键节点，是对农民数字素养进行全景式探析的重要观察点，应当融合多学科视角。其二，需密切关注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境遇，并适配相应的理论阐释。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数字素养的内涵外延、测度评估等多元概念维度描述，虽然拓展了定义的范畴，但也限制了研究深度、现实针对性和情境敏感度。基于此，本文以情境认知理论为分析视角，拟从“农民数字素养”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建构“数字技术情境—数字价值认知—数字化能力”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围绕“如何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这一重要议题，结合具体案例着重阐述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以及未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可行路径。

二、情境认知理论：一个分析视角

情境认知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型[12]，最早可追溯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等其他认知科学理论。情境认知理论凭借其强大的指导性和适应性，日益渗透到哲学、教育学、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被认为是一种能提供有意义学习并促进知识向真实生活情境迁移的重要学习理论。情境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总是情境化的。它总是通过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被具体实例化（instantiated）。不存在脱离现实的认知成果。”[13]农民数字素养作为一个综合性系统概念，既包括以数字使用技能为主的工具维度，又关涉认知、情感和社交等方面的价值维度，整体上呈现出发展性、动态性、包容性的特征。农民数字素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实践能力，属于学习理论范畴，与情境认知理论所倡导的学习思想相通。

（一）数字技术情境：农民素养需面对的社会“新场景”

技术性社会的到来赋予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场景以新的意义，数字社会中技术普及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应用与实践，即对数字技术情境的感知与适应，这也是区别于以往社会历史时期的场景的新表征，数字技术场景也由此成为农民素养培育的“新”入口。对于农民来说，真实生活情境就是社会情境发生的新变化，即技术性社会的到来，改变了对于农民素养与能力的新要求。技术情境观认为，技术与情境具有同构性，对技术的理解内嵌在技术发明和创新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中。[14]数字技术场景为农民的一切数字化学习活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生基础和实践环境，是农民素养需要面对的一种全新的真实社会生活情境。农民数字素养与数字技术情境紧密相连，数字技术作为联结主体认知与主体情境化应用能力的重要纽带，其“物理接入”的技术特性是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的重要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因此，把握农民素养所处的数字技术情境需要从数字技术的平等性、交互性、跨媒介性等固有的技术属性出发，结合当前技术性社会对于农民素养与能力的新要求，重新审视农民素养需要面对的乡村数字技术情境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场景搭建以及人与技术交互等问题，为整体上提升多样化的农民群体数字化能力提供新的驱动要素。

（二）数字价值认知：农民素养在认知层面的“新内涵”

农民数字素养可被视为农民基于数字技术场景与数字技术互动的认知结果，农民素养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不断被形塑，从而形成特有的数字价值认知，即农民素养在认知层面的“新内涵”。农民素养在认知层面的“新内涵”强调的并不是局限于传统的技术性思维导向下的工具性认知，而是一种更具思辨性的价值性认知。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数字技术场景可视为一个技术子系统，任何技术系统都是在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15]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民素养的重要内驱力。在赫德利（Hadley）看来，情境认知理论视域中的认知具有意向性，且在个体进行内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16]而任何意向结构，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17]认知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农民数字化意愿也会受到其主观认知的影响。面对动态的乡村数字情境，农民会对周围情境进行感知、探索和识别，从而拟定与之认知水平相匹配的行动策略。若农民感知到数字化转型的收益大于成本，则有利于形成正向的预期和积极的行为反应；反之，农民则容易产生负向的预期和消极的抵触行为。因此，农民素养在认知层面的新内涵可从数字意识、数字技能、数字适应力三个方面进行解读。正向的数字价值认知是促进农民提升数字价值感知度的前提条件。

（三）数字化能力：农民素养基于技术场景的“新能力”

与传统的农民素养相比，农民素养基于技术场景的“新能力”之“新”在于农民能够在复杂的数字技术情境下实现习得性数字知识的激活与迁移，这一数字化能力也是个体数字公民身份持续构建的新元素。情境认知理论肯定人的认知与情境之间必然联系，强调有意义的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取事实性认知，而且是要将习得性知识置于特定的社会化情境中并应用于社会实践，从而具备独立获取知识、建构意义、解决问题的高阶能力。农民数字素养研究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数字化技术实践能力为核心展开的。在众多定义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定义最具代表性：数字素养是指以获得就业机会为导向，在安全且合理的条件下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有效实现对信息的获取、管理、理解、整合、呈现、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从主观与客观交互的层面来看，农民数字素养意味着在数字技术场景这一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调动个体所具有的数字化生存技能或资源，解决实际问题以满足自身多元化需求的数字化能力。因此，数字化能力作为农民素养基于技术场景的数字实践能力，包含着较为强烈的情境属性，这一情境属性也可被视为“新能力”的重要体现。鉴于农民数字素养所具备的情境属性与情境认知理论所揭示出知识或认知的情境性具有相通之处，农民数字素养的发展路径势必会经由情境性的知识运用实践过程体现。[1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构“数字技术情境—数字价值认知—数字化能力”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

浙江省Q市K县位于我国东部，浙皖赣三省交界处。作为欠发达县，K县在人、财、数等方面都存在资源短板，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乡村数字化发展基础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因此，该地区为我们分析正处于数字乡村建设起步阶段的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与纾困路径提供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笔者曾对K县数字乡村建设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重点关注省市县一体化的“浙里办”App的推广与使用。

（一）技术场景：乡村数字情境的薄弱化、单一化与低效化

第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随着乡村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互联网普及程度成为数字技术深入农村地区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我国近年来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持续发力，尤其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19]截至2022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2.9%，网民规模为7.58亿，占网民总数的72.1%；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8.8%，网民规模为2.93亿，占网民总数的27.9%，无论占比和数量都不到城镇的一半。[20]调研显示，目前农村5G基站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家庭宽带入户率不足50%的县域有572个，占比21.7%。[21]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缺乏硬件支撑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重要体现。此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适老化改造不足，农民尤其是老年人触网率不高。截至2022年6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62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41.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5.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41.6%。[20]“像现在的各个村里面，60岁以上到75岁之间这部分农民，应该说有人会用但不多，使用智能手机这一块可能确实有一定的匮乏度”（访谈资料：G6-1206）。

第二，乡村数字技术场景单一。从单一场景到多元场景和全场景的数字技术场景开发，需要一定的底层数字化基础。然而，底层数字化基础较为薄弱的乡村通常采取“试点”的数字化改革策略，即选择某一个领域进行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以减少成本投入。更重要的是，面对当前技术冗余及乡村治理复杂多变的情况，场景的不断出现和技术的推出总会有滞后性，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通常认为是新技术赋能已有场景，这对于场景的应用性只有提升，很难带来阶段性的改变。如遇技术需求复杂时，单一的现有技术无法直接应对，对数字技术的适用性提出了挑战。由于各地村情村貌存在较大差异，乡村数字资源供给与农村实际、农民需求不匹配的情况频频出现，常常出现数字技术不适用的窘境，影响数字技术场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成效。这在K县数字乡村建设中突出表现为：在初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由于政府外包的技术团队未能充分预估到K县数字化平台的承载能力，以至于在实际投入适用过程中出现了数字平台卡顿、技术承载与实际数字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他（技术团队）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平台，这么大的流量，那么大量的数据在里面啊”（访谈资料：G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