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伦理向度解构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经典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创新与时代发展，是一个包含丰富伦理结构、明确伦理指向和鲜明伦理特征的“伦理实体”。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内在伦理结构表征为四个维度：科技伦理、劳动伦理、生态伦理以及国际伦理。其次，新质生产力具有明确的伦理实践指向，它要求在新发展阶段上遵循技术正义，区分技术的进步性与负面性；坚持劳动正义，着眼劳动的解放性与流放性；遵循生态正义，协调自然的和谐性与索取性；捍卫国际正义，兼顾世界的发展性与和平性。最后，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它具备内在“善”与工具“善”高度契合的伦理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解放伦理立场、自强内敛与和平外修辩证统一的伦理气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伦理向度；正义，新质战斗力

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2024年1月31日，在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以下简称“集体学习”）中，他又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背景、基本内涵、核心标志、特点和本质等作出了更加系统明确的阐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新质生产力”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范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担负的新使命。

根据抽象程度的差异，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两重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使用“全部生产力”和“生产力的总和”等提法；而在《资本论》中则以“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劳动过程的生产力”等提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无论是哲学视域还是政治经济学视域，生产力都作为描述性概念被使用，区别只在于抽象描述还是具象描述，而其规范性意蕴常常被忽视。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伦理向度是不可或缺的“第三重视域”。伴随着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伦理问题由“个人德性”向“社会德性”的转向，“正义”成为伦理学的基础范畴。从伦理向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解构，是保障新质生产力始终服务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必要。

一、新质生产力的伦理结构表征

对于伦理内涵与伦理结构的挖掘与阐述是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伦理向度解构的理论前提。生产力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于新发展理念具有“共享”的理念外延和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因此新质生产力逻辑地承接了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伦理意蕴，是一个新兴的“伦理实体”，新质生产力这一伦理实体包含科技伦理、劳动伦理、生态伦理和国际伦理四重向度，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伦理结构。

（一）科技伦理之维：“死的生产力”对“活的生产力”禁锢的纾解

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科技创新对于生产力的推动机制是一个渗透式过程，它需要同机器体系这一实体性要素以及活劳动结合，从而产生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现代化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机器即死的生产力”，按照逻辑来讲，在技术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以及活劳动充当着“活的生产力”的角色。旧质生产力中“死的生产力”往往形成对“活的生产力”的禁锢，只有在偶然性的历史契机中，“活物”推着“死物”前进；而“死物”拽着“活物”打转是经常性的吊诡情形。

“死的生产力”对“活的生产力”的禁锢表现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就理论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完成“机器集置”后开启“各种形式的劳动规训”[2]，不仅加剧了劳动时间侵占并提升了劳动强度，造成劳动阶级主体性丧失和劳动异化，还缔造了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这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反伦理性的集中体现。从现实层面来看，“死的生产力”对我国科技创新的禁锢肇始于建国初期——苏联将156种成套重工业生产线移到新中国境内进行援助并配备技术专家指导。中苏交恶后，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与资金，留下“半陌生”机器体系给新中国科技起步戴上沉重“镣铐”。同样，在新发展阶段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如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对欧美国家技术“拿来主义”的路径依赖至今尚未完全走出、产业升级面临旧质生产设备的成本淹没考量，等等。“死的生产力”是“活的生产力”对象化的物质体现与客观标志，而死物禁锢活物，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异化”，在伦理上背离了技术应用解放人类劳动，实现人类幸福的初衷。。

新质生产力是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产力，它将颠覆“旧质生产力”对于活劳动、技术同机器体系的异化关系。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1]，将更好发挥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生产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技术伦理复归加持下，能够真正解放重复性劳动，为自由劳动创造现实条件。

（二）劳动伦理之维：解放劳动者“主体的生产力”的物质基础

劳动者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是“劳动力”的“人格化”载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培养“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者潜藏的“主体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3]146也就是说，同质化的社会性生产力、“千品一面”的传统生产力以及机器统治下体现资本意志的生产力都不是“主体的生产力”，主体的生产力体现劳动者个人的创造性与自主性。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对表现为“客体的生产力”的旧质生产力的颠覆，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劳动主体性与自由性——的复归。然而，新质生产力下劳动主体性与自由性的实现是一个渐进式的阶段性过程，劳动伦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呈现两阶样态：在商品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中，劳动的主体性是“局部”的，劳动的自主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劳动伦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初阶”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伦理则展现出其“高阶”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通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生产。尽管核心科技领域“高精尖”科研人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群体，但是其他阶层并非“无用阶级”，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推动者，相较于马克思所描绘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车间流水线的异化劳动形式，这些现代劳动者的个性力量更加充分展现在商品或服务中。但是，这样的“个性劳动”并非“自主劳动”，它在商品交换逻辑裹挟下不具有伦理内在性，它存在的目的是通过换取货币这一中介物以获得生活资料，作为谋生手段仍然受到社会必然性的支配，并没有挣脱异化劳动范畴，因此这种看似“表现为个人特性”的劳动正义仍然是停留于“初阶”的劳动正义。而当市场、商品、资本等真正消亡、个人劳动与个人消费“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4]，劳动才能够集中体现和确证人自己的类生活、类本质。“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5]681，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主体的生产力”将得到最彻底的解放，劳动伦理正式呈现为“高阶”样态。

（三）生态伦理之维：“自然生产力”以需要正义进行生态规约

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绿色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的创新与发展，对于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和伦理指向具有启示意义。

“自然生产力”是相对于“社会劳动生产力”或技术生产力而言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6]，它既包含土地、空气和植被等自然资源，也包含“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3]279。自然生产力在生产力系统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3]170。然而，这一“基础性”在历史实践中常常表现为“对立性”，即科技生产力的进步往往以自然生产力的倒退为代价。因此，如果单一追求科技生产力，物质财富的增长以自然资源被无限制攫取、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为成本，人类将面临生存繁衍危机，这便是传统“旧质”生产力下粗放型增长的反生态性。自然界能否满足人类生存与生活需要，是需要正义的评判标准，然而需要正义的实现程度不总同自然界供给量保持函数上的正相关，因为自然资源并非一个“无穷值”，人类需要的满足是自然承载力阈值内的满足，马克思所畅想的共产主义“一切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富裕图景同样建立在生态规约的前提之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需要正义是生产力最本质的伦理内涵。而新质生产力之“新”恰恰在于对于传统生产力对物质财富数量单向度追求的扬弃，在需要正义之上增添了生态伦理的规约，使需要正义具有了代际正义意蕴。

习近平在“集体学习”阐述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中，15次提到“绿色”，涵盖了绿色理念、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绿色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并且绿色生产力有其配套的制度保障，它“直接来自或基于更高位阶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与方针原则，因而承载着更强烈的生态（环境）哲学伦理与政治正确自觉”[7]。新质生产力将生产力概念由原有的单一生产维度扩增成生产与生态的二重维度，“绿色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在新时代的创新表达，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需要正义与生态伦理意蕴最生动的注脚。

（四）国际伦理之维：“新质战斗力”是非正义国际体系的消解力量

习近平在“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并且在2024年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首次提出“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8]，这是新质生产力伦理意蕴在国际维度的深刻表达。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自立自强的前提条件，新质生产力拉动下的“新质战斗力”是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国际剥削体系中保持经济主权、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的力量硬核。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只具有民族独立的国家伦理意蕴，还是一股肢解不平等的国际“依附”关系、打破非正义的世界剥削制度、捍卫国际伦理的现实道义力量。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依赖学派”提出“核心-外围”理论，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n）为代表的学者发现了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独立假象包裹下的经济非独立实质，发达国家依靠在金融资本与核心科技方面的垄断地位，在世界体系中仍扮演“剥削者”的角色，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国家”在核心国家灌输“比较优势理论”的“分工正义”欺骗下，依靠出卖本国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陷入永久性贫困。这种贫困的实质既非选择，也非命运，而是一种刻意“安排”，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剥削-依附”的反伦理关系，这种非伦理性在核心国家向外围国家领土内输出军事力量的加持下更带有近乎原始的暴力性质（如美军现今在70余个国家部署有近800个军事基地）。依附理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资本-劳动”经典的阶级性“横向”剥削理论范式在国际性“纵切”的应用变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遭遇剥削的根源在于劳动资料的丧失，因而导致对于生产力的掌控权的丧失，而外围国家面临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社会经济基础、以军事力量支撑的政治上层建筑独立性的“系统性缺失”。

我们党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获得完整的政治主权后，，全力发展国家工业生产力和“核武器”制造事业，赢得“抗美援朝”的胜利、顶住苏联的“外科手术式”的核威胁，改写了沦为核心国家的经济附庸与军事奴仆的命运。中国以独立的现实力量跳脱出“核心-外围”的依附理论框架，以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双向发展捍卫了国际伦理。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征程上，中国将更加坚定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8]，增强反对国际剥削的国家综合实力，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从国际伦理的“维护者”向正义秩序的“建构者”角色转换增添力量。

二、新质生产力的伦理实践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