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乡贤认知与政策的历史考察

摘要：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乡贤的认识，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乡贤的有关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乡绅发生分化时，对其中蜕变为劣绅者，中国共产党将其列为革命对象之一；对成为开明绅士者，则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乡贤缺位于中国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贤重归社会，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育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乡贤登场，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使之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乡贤；乡绅；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4-0069-11

乡贤是中国诸多势力中颇具特色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认知与政策导向，体现了政治智慧和雄才大略。本文就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认知与政策取向进行历史考察，以期为新时代进一步发挥新乡贤作用，促进新乡贤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乡绅的分化：打倒劣绅与团结开明绅士

乡贤，自古有之。不同时期的乡贤，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不同的外延，还有不同的名称。东汉时期，人们开始使用“乡贤”称谓：“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1]由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的总汇就是乡贤文化。乡贤文化具有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延续性等特征，在传统乡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明代以后，逐渐出现乡绅阶层，“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绅主要指“具有功名身分、学品、学衔和官职而退居乡里者”[2]。乡绅是乡贤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官与民之间的中介力量，“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戒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2]乡绅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权力行使者，乡绅治理是传统中国农村治理的一大特色。1840年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变化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和社会各个阶层，乡绅中的一部分人与外国侵略者、封建势力相勾结而演变为劣绅，成为中国农村乱源之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不断加深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认识和评估包括乡绅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第一，明确指出一部分乡绅已经蜕变为劣绅，是革命的对象之一。要实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敏锐意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在广大农村，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大地主。农村中的劣绅与恶霸地主相勾结，欺压平民，鱼肉百姓，是与广大农民势不两立的敌人，因此，“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3]14。革命对象的明确，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二，明确提出劣绅赖以生存的“族权”是束缚农民的绳索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和宗族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聚族而居，累世同堂是这种社会组织的显著特点。一个家族或一个宗族都由族长管理，在族长的领导下制定族规管理本族民众，形成了“族权”。族长由本族有威望的辈分高的人担任，成为本族最具有权威的乡绅。族权与政权、神权及夫权一起，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31。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就是要冲破包括族权在内的四大绳索的束缚，从根本上动摇劣绅赖以生存的土壤。湖南农民运动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认为“好得很”[3]16。

第三，明确提出孔孟学说是劣绅威权的文化根基。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李大钊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4]大革命中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以实际行动反抗劣绅的权威，湖南“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3]31。毛泽东当时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高度赞扬了白果妇女的正义斗争。

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劣绅基本属性的认知而对劣绅采取打击甚至消灭的政策。因此，在大革命时期，一些土豪劣绅受到空前冲击，一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劣绅被处死。有学者认为，自发的农民运动对乡绅的斗争有一些过激行为，广大农民在反对乡村封建势力时存在过激斗争[5]。当然，群众的自发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不能画等号。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群众运动的过激行为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持批评态度，认为“糟得很”，毛泽东则提出了“矫枉必须过正”的重要观点[3]17。这一观点表明：一方面，毛泽东支持农民的行为，指出在自发的农民运动中过激行为必然发生，对必然发生的过激行为不能简单粗暴地指责和否定；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农民的过激行为是“过正”，正者正常，过正则非正常，也就是说，对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需加以引导。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是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公开尖锐对立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阵线分明，不同社会力量都必须选边站队。这一时期劣绅的政治立场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劣绅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支持者、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生活在革命根据地的土豪劣绅，或者组织“还乡团”报复农民，或者充当国民党的特务，提供情报，散布谣言，破坏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劣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仍然是革命对象。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屈服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领导人民开展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又不能不承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一度占据统治地位，这给认识乡绅问题和制定相关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从中央层面看，“左”倾教条主义制定和实施了关门主义政策，对地主、土豪劣绅“要非常彻底地来打击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于在肉体上都完全不存在，使他们永远不能翻身”[6]。关门主义的策略，几乎把所有的乡绅赶到了反动阵营。从地方层面看，各革命根据地对待地主、富农、劣绅的具体政策也有所不同。毛泽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制定的土地政策，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却被党中央指责为执行了“富农路线”[7]，毛泽东因此受到批评，甚至受到排挤。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有些革命根据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8]468-469；在政权政策上，只有工、农两个阶级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以及工商业者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排除在政权之外[8]465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争取更大的力量支持革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实现了伟大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从此，中国共产党对乡贤及其文化的认知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开明绅士”的概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并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开始使用“开明的人”及“公正绅士”这个称呼[9]。1939年1月31日王稼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可以吸收开明的有威信的坚持抗战的士绅参加县政会。”[1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开明和绅士联系起来，并且提出了这些人可以参加县政会的重要思想。1939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开明绅士”的概念，明确提出要团结“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一道抗日[11]638-639。开明绅士是乡绅队伍再次分化的表现，而且是积极向上的分化。“开明绅士”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成为制定正确政策的依据。

首先，制定了正确的政权政策。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中国共产党对政权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共和国发展成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提出民主共和国，认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的中间力量 （从救国会朋友到各地公正士绅……）”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12]。党中央明确规定，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1]741。《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生活在边区的人民，不分阶级、职业、宗教、财产与文化多少，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就是说，生活在边区的乡绅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抗日根据地通过“三三制”，让“开明绅士”以及其他中间势力获取到参政议政权利。何谓“三三制”？简言之，就是在民主政府和民意机构中，共产党、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11]742，中间势力中就包括“开明绅士”。

其次，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为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并保证抗日所需，同时也为了让生活在抗日根据地的地主、富农、乡绅能够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新土地政策。减租减息的前提是交租交息，交租交息使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利益，减租减息又减轻了租户的负担。这种土地政策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满足抗日物质之需提供了保障，也赢得了包括乡绅在内的各方面的拥护。

最后，制定了正确的文化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参议会制度建立后，开明绅士通过特邀或者选举的方式成为参议员，他们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日事业积极建言献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开明绅士李鼎铭，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13]同时，为了促进文化发展，允许乡绅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调动他们扫盲办教育的积极性。

需要指出的是，“开明绅士”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也是乡绅进一步分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提出“开明绅士”这一概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乡绅的正确认识。当然，抗日战争时期的乡绅并不都是“开明绅士”，那些不是“开明绅士”的乡绅因为政治立场和态度明显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充当汉奸的乡绅受到打击，充当国民党统治帮凶的乡绅受到惩处。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在抗日根据地中处在执政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待“开明绅士”的政策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执行，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乡绅影响不是很大，至少不是直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已经演变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乡绅再次面临新选择，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认识与政策再次作出重大调整。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和文件中，对“开明绅士”作了进一步论述，明确了解放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的异同。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14]1290，并且强调，“开明绅士”人数不多，力量也不强，但团结和争取他们对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有重大意义。[14]129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深化对乡绅的认识，及时调整对乡绅的政策，既打击劣绅，又发挥开明绅士的积极作用。这种认知和政策取向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二、乡贤的缺位：区别留用与清理阶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