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华文明：历史审视、现实考量与未来前瞻

摘要：引鉴历史、着眼未来，才能更好地考察现实。中华文明关乎历史、指向未来，应置于大历史观中进行历史审视、现实考量和未来前瞻。回顾历史，从抵拒变革固守传统到片面改革拒斥传统，再到自觉改革赓续传统，在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由内而外地反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独特资源和精神支柱内隐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底色标识外显于中国式现代化；着眼未来，推动中华文明在改革中固根基、补短板、开新局，才能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使其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5-0012-12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因而，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中华文明的存续及现代新生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生而具有现实可能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课题也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而呈现必然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全面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总体性现代文明形态，覆盖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相协调的动态过程，在改革的系统部署中得以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1]这就决定了要自觉把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一个前置性问题是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二者作为复合概念所具有的同构性隐含着深层关联，即互相成就的耦合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发展的现代化范式，是一种文明创造活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文明的具体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其深厚的文明底蕴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使其异于由西方定义的充斥发展悖论的现代化模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于当代中国宏大而独特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既有聚焦强国目标的历史自觉，也有建设新文明的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和“现代化”复合而成。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世界现代化谱系的一支。现代化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它所包含的科学技术、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全球化等文明要素是人类文明演进不可或缺的，离开现代化一般规定，“中国式”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尽管现代化的任务是普遍的，但这一任务的展开和实现却是非常具体的”[3]，现代化在中国具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注脚，更是对现代化的质的规定。“式”使“此事物不同于他事物，具有某类事物质的规定性”[4]，这种规定由“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即主体独特的历史境遇、资源禀赋所决定。五千多年文明史生成了由独特历史环境、社会条件构成的显性规定，独特文化传统构成的隐性规定。多重规定既是对主观愿望的限制，使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太多选择，必须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独特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打开了创新空间，使其由外源型转为内生型。“中国式”和“现代化”的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机结合，是现代化的中国化，不是要在中国化过程中“化”掉现代，也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化”去中国，而是二者互相形塑，使“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5]2和现代文明融于一体，开启新的文明叙事。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但不局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双创”到“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渐融入现代化全局，同现代文明合流。“第二个结合”的论域是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但指向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文化使命由此具有了超越文化建设进行更高层次的文明创造的意蕴。因此，应从文明角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对文明和中华文明予以勘定。“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civil”本义为城市的、市民的，指较之外乡人特别是蛮族的生活状态更为优越[6]，因而，文明是对野蛮的克服。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上，文明内涵得以具化，指称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综合体。恩格斯依据摩尔根的分期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7]38，“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7]195。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据此提出了文明认定的中国方案：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8]。据此，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5500—5000年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展开中创造的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内的一切积极成果总和。生发于农业社会土壤的中华传统文明达到了前现代文明顶峰，但在东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碰撞时，中华文明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实践证明，割裂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形而上学取向不可行，有且仅有的出路是面向现代化，兼顾国情特色，建设现代新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中华民族”和“现代文明”复合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以“两个结合”推动超大规模国家现代转型进程中创造的新文明，是超越中华传统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文明。须从以下几方面把握其特点。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独立于中华文明的存在，它寓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中华文明整体中，是中国化的现代文明。近代以来，在资本塑造的“支配—从属”格局中，中华民族虽然作为独立的文明体而存在，但从属地位“直接催生了其在民族历史叙事中的非主体性，即在资本现代性强力之下丧失了叙述自身历史的权利”[9]。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本扭转这一局面，以新的自我主张重塑了中华文明历史叙事主体性。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涵盖文明辉煌—文明蒙尘—文明再造复杂历史的同义表达，而是文明复兴的当代诠释，是时代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跨越时空，在与现代化接轨中获得现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新陈代谢，二者共同绘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图谱。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般意义上文明自我更新的结果，而是内嵌社会主义文明、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在立场、方向和底色三个维度上的规定，是三者融合共生、互相赋能结出的文明硕果。综上可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的时代化呈现，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化建构。

（二）现代化的推进和中华文明的融合共生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命运转折与现代化紧密相关，中华文明因西方现代性冲击而蒙尘，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而走向复兴。中华文明的重建和现代化的推进高度交叠，经社会主义定向，传统和现代融合共生，互相成就，塑造出全新的现代化范式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体两面，二者的展开表现为同一历史过程。首先，二者起点相同。现代化和文明复兴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载体，在畸形社会中不是被延误迟滞便是被湮没中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所创造的根本社会条件基础上推进和拓展的；同时，“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10]。其次，二者同行同向。现代化是文明转型、文明创造的过程，即创造与世界历史、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方位发展的新文明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在出场之际便担负着文明复兴使命，要为生发于农业社会、在近代蒙尘的中华文明注入鲜活力量，使其重焕荣光。再次，二者相互映照。现代化是将传统“化”为现代的过程，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决定不同国家不可能以同质化模式“化”为现代，将传统“化”为现代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特性塑造，也即现代化必须经由普遍性到特殊性转化才能最终实现。就此，二者交叠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文明赓续的必然。二者在历史起点抑或发展方向上的耦合交叠是通过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因其对社会运行原则的革新成为现代文明演绎的初始制度，但也因其历史限度使野蛮伴随文明积累起来。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有错失窗口期的客观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提供了社会主义这一更加契合文明发展规律的新选择。客观规律性叠加主观能动性，中国选择了能够充分释放现代性潜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由此成为中国场域中文明叙事的轴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扫除中华文明所蒙之尘，使中国建构起彰显主体性的现代文明。需注意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单向地以古解今、以中补西，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汇通古今中西，创造人类文明增量。

二者的耦合不仅建基于社会主义取向，更有互相成就的深层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5]7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规定共同作用，从时空上改变了中华传统文明的闭锁形态，使其向未来敞开、向世界敞开。现代取向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保留。文明是否会失传不仅取决于生产方式，还受普遍交往影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1]“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2]回应时代呼声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极融入世界，中华文明得以存续。社会主义取向则指明了中华文明发展方向。“中国背着沉重的包袱，也带着有利的条件，踏入了现代世界。”[13]传统文明的历史遗产并非完全适应现代化，需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鉴别取舍，剥离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文明元素，中华传统文明得以吐故纳新，蜕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反过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独特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5]7。中华文明因其连续性而生成的强大惯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传统另起炉灶，不打破由西方定义现代化的局面，不体现民族底色，中国就不能发展起来。作为一种资源，其作用不仅是区别“自我”和“他者”，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内生潜力，为解决所谓现代化悖论提供了启迪。只有当现代化在自身文明积淀中生了根，才会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来说“真正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

二、历史审视：赓续传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发展的长视距来看，现代化相较传统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但二者不是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垒，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二元对立只会堵塞可能的发展进路。“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副作用。”[14]推进文明现代转型需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5]。在传统与现代交汇时，从固守传统到拒斥传统，再到赓续传统，经由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否定之否定，在解构并重塑传统文明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

（一）抵拒变革固守传统，错失现代化机遇

历史被划分为现代和前现代后，如何对待被纳入前现代范畴的历史传统、文明积淀，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首先面临的问题。作为现代化后发者的中国同样不能回避这一问题，而鲜有的历史连续性则使这一问题尤为明显。历史分叉点上，因拒斥变革，中国曾错失现代化浪潮伴生的机遇。

不同时代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交汇，中华文明在新的文明格局中被边缘化。诞生于精耕细作小农生产方式之上的中华传统文明在长期积累中在先进性和效用性上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历史高地。这可以从数据中直观到，150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5%，1820年达到32.9%，超过西欧、东欧和美国的总和，至1913年中国经济总量仍高于英国。但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与人口数量直接挂钩，1500年至1820年，中国人均GDP为600国际元。[16]特定文明所处的文明高地并不是超时代的，农业文明的发展空间在两千多年的演绎中几近饱和。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人力、畜力局限，为冲破农业文明“天花板”提供了新的动能。“工业革命是历史上改变人类文明性格最大的力量”[17]，人类文明在机器大生产中“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18]，资本驱动则使其进入“真正的狂飙时期”，文明高地开始向西转移。资本扩张逻辑使工业文明冲破国界，其结果是分属不同时代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交汇，占据历史主动的西方工业文明以自身为中心建构起新的文明秩序，由农业文明主导的中华传统文明在新秩序中处于从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