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要素演进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从要素动态演进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得到了数字赋能，其“新”源于数据的生产要素化，其“质”源于生产力基础要素的突变，即数据要素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后，劳动者得到算力加持，劳动对象实现数字孪生化，劳动资料愈益智能化，三者的组合效率得以优化。新质生产力以其规模性、普惠性、高效性、绿色性和非零和性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生产力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方位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培育新质劳动者；加快建设全国统一数据大市场，构建新质交易环境；规范算法生态、引导技术向善，遵循新质技术理念；全面推动生产力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倡导新质生产方式；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塑造新质生产空间。

关键词：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5-0104-10

一、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作出了系统阐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1]。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32新质生产力这一革命性的术语标识，不仅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容体系和理论境界，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包含“量”和“质”两个维度。生产力的演进首先表现为量的增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主要突出的都是扩充生产力“量”的部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的重大论断，是生产力理论演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将生态环境的自然力内化为生产力的一部分，科学回答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从认识论层面为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则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生产力内涵的认知，它将生产力的关注焦点从“量”的扩张维度转向“质”的提升维度。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对其生成背景、科学内涵、实践路径和价值意义等进行了阐释[5]，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基础性问题。比如，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6]。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7]536那么，在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如何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的跃升？此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那么，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从要素动态演进的视角认识和把握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并根据新质生产力中数据要素的多重属性揭示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二、生产力的要素演进及其复合结构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依然没有脱离生产力的概念范畴和一般规定。因此，要想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何为生产力。

（一）生产力及其要素演进

“生产力”一词肇始于法国重农学派的弗朗西斯·魁奈，他强调土地和人口对于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土地生产力的概念。之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概念。萨伊则认为生产力增长的源泉来自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结合。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独立的生产力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多寡，而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8]。不过，其将基督教、王位继承、制度发明等生产关系的因素悉数列入生产力的范畴，而且提出精神劳动的生产力、政治生产力、国家生产力等泛化的生产力概念，否定劳动价值论，并将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贬低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因而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在1843年写作《巴黎笔记》时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两年后在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则第一次从理论建构层面正式运用生产力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9]，这一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在历史哲学层面赋予了生产力独特的社会发展作用，从而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超越。同时，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构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机器、轮船、铁路等生产工具，而且包括劳动者本身。依据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表述的理解，卫兴华将生产力界定为人类适应和利用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支配自然，通过劳动生产物质资料即物质财富的能力，或者说是具体劳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的能力。[10]马文保则进一步指出，生产力是在生产活动中实现和产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是既得的潜在力量和新的共生力量之合力。[11]一言以蔽之，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实践关系，它既可以表现为潜在的能力，也可以表现为现实的力量。

一些学者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论述，经常援引马克思的论述，即“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208。然而，劳动过程不等于生产力。对此，孙冶方认为生产力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自然也就是生产力的简单要素[12]，故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人的要素，是主动性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物的要素，前者是被动性要素，后者是中介性要素。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劳动过程逐渐复杂化，人们对生产力的认知逐渐突破了“三要素论”，形成了“多要素论”。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的著名论断。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14]，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

（二）生产力要素的复合结构

生产力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生产力要素是生产力的内容，它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丰富。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则是生产力的形式，对于它的认识，人们习惯采用生产力诸要素并列的表述，因此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生产力要素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即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是独立于土地、劳动力的生产要素，不同的只是土地和劳动力在农业经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及其所衍生的知识、管理、技术在工业经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数字时代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片面观点事实上混淆了价值生产与价值分配的区别，将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的不同生产力要素相提并论。

按照生产过程的一般逻辑，生产力诸要素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平行结构关系，而是递进式的复合结构关系。在这一要素结构中，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位于第一层，它们是生产力的一般条件，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抽象要素，三者的有机结合是形成生产力的前提；资本、技术和数据等渗透性要素则位于第二层，它们要么物化在具体的生产资料之中，要么作用于劳动者身上以劳动技能的潜在方式而存在。总而言之，第二层的渗透性要素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只是“半要素”，只有通过影响第一层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才能间接地影响生产力。也有研究从名称上对它们予以了区分，称第一层的三者为“生产力要素”，而第二层的诸要素为“生产力因素”。[15]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暗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复合关系。他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6]53也即说，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和决定劳动生产力，例如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但它们无法独立创造生产力，它们只有借助一次转化作用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充分释放三者的潜能或优化三者的组合方式，才能推动生产力水平从低级向高级跃迁。也正是在这一转化的意义上，生产力可以随着时代发展和要素扩充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从而彰显生产力的历史阶段特征，推动生产力的新陈代谢。

概言之，全面把握生产力变迁，不仅需要结合生产力的一般条件和超越时代的抽象 要素，而且需要结合生产力的特殊条件和时代赋予的具体要素，前者提供了认识生产力 的整体框架，后者为识别生产力的动态演进提供了观察路径。

三、新质生产力要素演进的数字赋能

随着时代的变革，生产要素的边界是不断拓展的。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数据要素的加入推动了生产力的更新迭代。数据要素赋予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全新的内涵，使原有的生产力要素发生质的变化，进而为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7]536；“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17]。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数字化转型是生产力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而一切数字化转型须臾无法离开数据。因此，从要素演进的视角来看，数据是致使生产力在数字时代发生质变的关键要素。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呈现出虚拟性、非竞争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独特属性，可以大幅度降低搜寻、复制、运输、追踪和验证成本。[18]它作用于不同主体，与不同要素结合，将形成巨大的乘数效应。当然，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发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依赖强大的算力、网络和算法的综合作用，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激烈碰撞，推动生产力的“聚变”。

（一）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算力赋能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首要的和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劳动者力量的彰显无外乎体力和脑力。体力是人的肌体力量，脑力是人的大脑所具有的记忆、推理和想象等能力。从远古的采集经济到如今的数字经济，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体力的要求逐渐降低，对脑力的要求却在逐渐提高。在工业经济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的电动机，主要运用热力或电力提高或替代人的体力劳动，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云计算、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进步，分布式的算力逐渐公共基础设施化，广泛嵌入劳动过程之中，成为劳动者脑力活动的辅助和延伸。除此之外，智能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非人类智能体开始成为“劳动者”的一部分。此时劳动和劳动者的角色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19]劳动者的算力赋能在要求劳动者具备自主学习、多模态人机交互、虚拟世界建构等技能的同时，极大地减轻了劳动者的脑力劳动强度，进一步确立和高扬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

（二）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对象的数字孪生化

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对象，它既包括未经过人类加工的自然物，也包括凝结了人类物化劳动的物质资料。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劳动形式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2]208，其原因便在于人类劳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劳动对象就已经作为观念预先存在于劳动者的头脑当中，而非等到劳动过程结束时才完成认知的建构。因此，认知劳动对象的属性是劳动生产的前提，对劳动对象的认知越全面、越深入，就越可以物尽其用，减少资源能源的浪费和闲置，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自文明形成以来，人类发明了高度、温度、湿度等众多指标刻画劳动对象的属性，但它们始终是静态的、离散的、一维的。在数字经济时代，从消费互联网到工业互联网，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互联网和5G技术的交织融合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的状态，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简称XR）技术更是推动人类朝着虚实相融的元宇宙方向加速演进。在这一背景下，数据以及虚拟土地、虚拟城市等成为人们新的劳动对象，这显著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物理世界的劳动对象全生命周期被海量数据包裹，在虚拟世界克隆出实时映射、互为镜像的数字化孪生体。劳动对象的数字孪生化不仅让劳动对象的全貌以立体化、动态化的虚拟形态呈现在劳动者面前，而且在不破坏物理本体的条件下，让模拟和验证参数变化对劳动对象的影响成为可能，由此产生巨大的成本节约效应、质量提升效应和生产安全效应。比如，在飞机制造业中，过去飞机设计需要进行风洞试验，而数字孪生技术则使得这一过程可以在虚拟中实现，极大地节约了飞机设计成本和缩短了飞机制造周期。此外，基于数据和计算机编程的3D打印技术可以将劳动对象的外观和结构以虚拟的方式呈现，不仅避免了材料的浪费，而且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定制生产，实现数字经济的长尾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