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路与未来方向

摘要：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工业革命为开端而赢得了现代化先发优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进程，而且内生了裹挟并同化世界的空间占有冲动。以唯物史观审视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鉴证了生产力发展的历程，但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近代以来，中国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都曾面临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历史考验，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成功探索出了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由此在理论、价值、文明维度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提高了整体水平。

关键词：唯物史观；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2-0011-09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长卷中展开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亦或说西方现代化）的碰撞竞合无可回避。而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审视西方现代化带给世界现代化的双重影响，纵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破解西方现代化之困的艰辛探索历程，透析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独特国情坐标之中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论证中国式现代化所昭示的世界多元文明繁荣共生、融合发展的必然前途，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研究中必须回应的历史和现实之问。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西方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与先天缺陷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时间轴上，西方现代化的开端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的起点相重叠：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起始的标志是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并最终稳固的前提，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又源于欧洲，因此，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并与资本主义兴起时间节点相重叠。现代化源起于西方，甚至被冠以“西方现代化”之名，是因为其自身的独特性（从概念来看，这种独特性的确是西方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亦即根本属性。而在其独特性的被默认或被揭示的同时也就等于承认了西方现代化的非唯一性与非普适性）。

西方现代化历程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起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1]。马克思在此是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而框定现代化起点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步性。以唯物史观审视之，资本主义显现出了特定历史阶段和条件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性，这也是西方自证开启和引领现代化的最有力依据。马克思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的确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给予客观的历史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6这是马克思从水平与速度双重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做出的直接判断。正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加持西方现代化而使其具有了世界面貌。而这一世界面貌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直接架构并驾驭着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格局。资本的本性就是实现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其与生俱来的裹挟并同化世界的空间占有冲动，“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3]。因为资本需要以不断扩张的市场为媒介来获取自身增值所需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等要素。由此观之，西方现代化不仅具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时间维度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且反映了空间维度的世界市场要求。然而，不论是西方现代化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还是世界市场拓展，其基本结构都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这种差序关系格局客观上是西方与落后民族国家之间由于生产力势差所导致的客观结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进生产力的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和文明进程。但是，也正是当资本主义“绑定”现代化时，维系这种“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就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主动要求和意愿。因为，资本要在这一差序关系格局中以世界市场为媒介收割落后国家的财富，掠夺其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换言之，“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西方现代化凭借先进生产力获得了先发优势，然而西方现代化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则在其裹挟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蔓延。

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先天缺陷，马克思在其萌芽之初就已经窥其端倪：资本自我增值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国家掠夺的本性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必然在资本的驱动下以资本的本性为初衷，构建并维系“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在这个格局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405。西方现代化——“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34-35。马克思用“屈服”“从属”“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等一系列精准词汇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伦理价值之非正义性。这是源于资本本性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与延伸，西方现代化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定律也决定了其根本不可能成为通向世界现代化之路，因为世界现代化不仅是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描述，而且也是现代化在全世界均衡实现的全球化要求。而被资本驱使的西方现代化在通过世界市场以剥夺性积累的方式实现最大化增值时，西方现代化充斥的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与压榨。但正是这种“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才最符合资本增值的需要；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极力以自身的现代化优势固化并合理化其政治与意识形态秩序。从政治层面来看，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其具有政治人格化的冲动，而资本自身最大化增值的存在意义决定了政治人格化的资本必然无休止地扩张并巩固其权力。资本支配下的西方现代化正是借助世界市场扩张，通过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制度设计掌控世界空间意义的全球政治秩序，从而保证资本可持续增值的需要。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西方现代化凭借生产力优势，在资本逻辑驱动下，通过世界市场裹挟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在意识形态将抽象的民主、自由渲染为世界现代化标准的普世价值，进而以其为“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做合理性辩护。西方以自身的现代化为标准整合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全方位裹挟世界，将世界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亦即本文所论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无法承载世界现代化的全球共识与行动，它带给世界的不是全球合作与共赢，而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与撕裂。西方现代化所及的世界难觅共同的繁荣与发展，更多的是阶级对立下的剥削与压迫、强权国家带给落后国家的殖民与侵略。西方以现代化之名行反现代化之实的本质将伴随其现代化发展而彻底暴露无遗。现实中，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境与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所做的理论预判相互印证，马克思曾预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5]。西方现代化内含了资本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这也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先发优势及其所标榜的现代化标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自身先天缺陷，并最终将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而被世界现代化所弃的命运。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历史考验

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进程，置身其中的民族国家都无法回避，而只能选择主动融入或是被动卷入。晚清王朝正处在现代与传统交汇之际，所遭遇的不再是封建王朝循环更迭的历史重复，而是西方现代化解构封建主义并连带民族生存危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相比较而言，如果说近代以来西方是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并起，那么中国则是面临着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历史考验。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同时承载着由民族独立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晚清帝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是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而不同阶级、阶层、政治力量在探索民族救亡过程中也对西方现代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梁启超曾对此进行了相对客观并具有历史纵深意义的分析：“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6]这是对晚清帝国汉族封建官僚地主集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的追述。梁启超的分析不仅阐明了近代以来的民族救亡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而且同时反映了另一个史实，即中国开启现代化的探索是以西方现代化为榜样的。然而历史教训深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点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7]1469-1470而挖掘西方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展开并最终成为一个重大历史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

依唯物史观之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方式或者道路的选择都受到其无法超越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就晚清帝国面对西方现代化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及其所处的客观历史境遇而言，近代中国绝无实现西方现代化的可能。罗荣渠曾将中西方封建社会结构进行对比：“正是这种西欧式的封建等级结构，而不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为新生产力因素提供了活动空间，……使新兴生产力因素以自由城市为依托而较易发展。”[8]从罗荣渠的比较分析可见，基于唯物史观生产力根源的中国封建社会之超稳定结构无法产生并容纳西方现代化的生成及发展要素。而西方现代化在近代中国难以实现，不仅有以上所述中西方封建社会结构“质”的规定性差异，而且还存在“量”的积累性差距。西方历经“中世纪”和封建社会共1000余年，但是西方为了破除现代化发展的封建束缚历经4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才为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发展做好准备。这与中国近代以来探索西方现代化之路的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止，中国在“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封建社会中循环了2000多年，而中国效仿西方现代化的准备却只有从1840年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间的70余年。从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视角审视之，西方在封建社会的路径依赖中循环了1000余年，而为了走出路径依赖所做的反封建准备却长达400余年。比较来看，中国在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循环中已经进入了锁闭状态，而为了走出锁闭所做准备却仅有70余年。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中国无法走上西方现代化之路①。

近代中国无法实现西方现代化还有其客观历史境遇的外因——近代中国错过了走向西方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时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而自此之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6。以此推算，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一百年的阶级统治”应是截至17世纪到18世纪的交替之际。而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现代化最早不过1840年。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发展了超过过去一切世代的先进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制度、政治统治都已稳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需要的是不断强化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中心-外围”差序关系格局，从而将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变为自身廉价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而并非要让东方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威胁自身殖民利益。近代西方列强对待中国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差异就是典型例证：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之后没有支持在基本制度选择上与自身有亲缘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孙中山探索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道路，而是支持封建守旧势力代表袁世凯继续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状。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历史境遇，中国效仿西方现代化的阶级、政治力量自身的局限决定了，西方现代化无法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双重目标。但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中华民族在新的先进的政治力量领导下，以更为主动的历史精神，开创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

1840年至1917年间，面对西方现代化殖民中国所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国社会不同政治力量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应，然而这种回应总体上呈现出被动特征。因为，现代化要素并非且无可能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它是伴随殖民化的附属品，因而近代中国起步于外源型①现代化，而由这种外源变量直接导致的是民族生存危机，近代中国不同政治力量对此所做出的不同程度的回应是被动反应的表现，或者称之为冲击-反应型②现代化。但是，不论外源型还是冲击-反应型现代化，都呈现出总体被动特征，同时这种被动特征还有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9]67。以此推之，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裹挟，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由被动转入主动，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的必要前提。1917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7]1516，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开创了成功实践的前途。马克思曾为“东方社会”设计了跨越西方“卡夫丁峡谷”而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0]的现代化前途。所以，“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华民族从精神和实践上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