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驱动的集体创造：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

摘要：从文明发展的宏大视野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视角审视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奋斗征程，必须深入考察党的实践向度、实践方略和实践效应，回答“为何创造”“如何创造”“创造何为”问题。党的百年奋斗是党为破解中华文明蒙尘和西方资本文明沉沦困境，在双重使命驱动下凝聚中国力量、汇聚中国智慧、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体行动过程。在文明再造使命驱动下，党采取了“思想引领与组织起来有机结合”的力量整合方略、“群众路线同民主集中制双管齐下”的智慧集聚方略、“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一以贯之”的道路开辟方略，最终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党领导人民创造新型文明的集体性实践及其伟大成就，已逐步显现出巨大的强心效应和灯塔效应，不断重塑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激活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2-0051-18

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共产党回顾反思百年奋斗光辉历程、科学总结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准确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趋势，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发出政治宣告：“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是对党奋斗征程最深刻的理论概括，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人类文明发展、转型、跃迁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何创造、如何创造、创造何为，成为当前学术界亟须解答的重大课题。从文明发展的宏大视野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实际上是为破解中华文明蒙尘和西方资本文明沉沦困境，在双重使命驱动下凝聚中国力量、汇聚中国智慧、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集体行动过程。这一伟大实践既遵循合目的性，符合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文明期待，也遵循合规律性，契合中华文明转型、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揭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向度：双重文明困局背景下的再造使命

列宁在评述黑格尔关于实践逻辑“推理”的思想时，指出实践逻辑的第一个前提是“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3]。这意味着实践的首要前提和出发点是实践的目的性。据此，揭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首先必须深入考察党的实践向度，回答“为何创造”问题。从中华文明五千年和世界历史五百年的跨时空大尺度视角审度党的百年实践，党的伟大奋斗始终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性与自觉能动性，既着眼于中华文明蒙尘背景下的文明形态转型，也致力于西方资本文明异化背景下的文明形态超越。

（一）中华文明蒙尘背景下的振兴使命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4]14该论断清晰地指明了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原则，即逻辑起点要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起点，也应从中华文明兴衰复振的历史节点谈起。

1.中华文明从辉煌到蒙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根本动因

在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文明丛林之中，中华文明可谓源远流长、一枝独秀、影响深远，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5]。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器物文明层面，将农耕经济发展到极致。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1820年，美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0%、2.98%，西欧各国总和占比为23.60%，而中国占比达32.88%。[6]同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诞生。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政治发展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传统。早在周秦时期我国就完成了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比欧洲要早一两千年；中国古代创造的郡县制、官僚制、监察制、文官制、科举制等政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超大国家的政治整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有“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之称的科举制，历史上不仅被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仿行，也为西方国家所借鉴。19世纪末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指出：“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8]20世纪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卜德指出：“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9]精神文明方面，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文字符号、浩瀚的文化典籍、璀璨的文学艺术、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10]的价值理念，不仅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形构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甚至为破解人类工业文明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就达成惊人共识：只有儒释道合一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21世纪的世界。[11]

然而，中华传统文明毕竟是植根于东亚封闭地貌、农耕经济和血缘（泛血缘、拟血缘）关系结构基础上的原生农业文明。当这种文明形态面对起源于环地中海开放地貌、工商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野蛮侵略和“降维打击”时，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劫难、中国人民蒙受空前未有的苦难，习近平将这一不幸遭遇概述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2]。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前后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财富白银上千亿两[13]，割让国土面积174万平方千米，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几乎亡国灭种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由1820年的32.88%下降到1870年的17.05%，并于1913年、1929年进一步下降至8.83%、7.37%，1950年仅为世界总量的4.5%、美国总量的16.5%。[6]261百年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竟然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面对中华文明蒙尘的文明危机，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奋起反击，各种政治力量积极探索文明转型。然而，无论是地主官僚开展的洋务运动还是封建士人导引的维新变法，无论是农民阶级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都没有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破解中华民族“总体性危机”和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需要现代性的政治力量。中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组织政党，由政党动员社会建设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实现赓续转型的基本逻辑。[14]现代化取向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国民党由于其内在固有的弊端，没有担当起实现中华崛起和文明振兴的重任。国民党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缘。

2.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5]而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文明如果失落，中国人民就会失根断魂、难获幸福；中华文明发展如果滞后，中华民族就会一蹶不振、难以复兴。从文明的视角看，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华文明的赓续谋出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谋前程。

与历史上践履“固守传统”“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文明观的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自缔造伊始就确立了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建党前夕，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充分比较东西方文明特点之后，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命运前途，强调“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6]215。此处“复活”包括中华文明的复活。毛泽东则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17]。此处既强调了承继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愿望，也表达了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明的诉求。1921年7月，党的一大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激活工具、以社会主义为前进方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的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与赓续发展之路。

与历史上那些“初时聚精会神，成时惰性发作，最终人亡政息”的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坚决破除党内外弥散的中华文明抛弃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倡导在承继中华文明基础上“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18]34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在赓续政治权威传统基础上进行政治文明的民主化转型、在赓续自强不息精神基础上探索物质文明的工业化转型、在赓续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上促进精神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矢志“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砥砺“革故鼎新、开放包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风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0]373，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秉承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21]471，提出“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之道，为中华文明接续发展明确了奋斗方向。

（二）西方资本文明异化背景下的超越使命

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不仅有中华向度也有世界向度，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21]471，党的文明形态创造实践离不开对西方资本文明的科学审视与超越探索。

1.西方资本文明的悖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动因

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客观地说，相对于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农耕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资本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根据麦迪森的测算（以1990年百万国际元为单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1500年、1600年，GDP分别为2815、6007；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1700年、1801年、1913年，GDP分别增长至10709、25426、224618。[6]244对于西方资本文明形态下的这种经济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36另一方面，资本的逻辑在瓦解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同时促使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35。人类历史由区域隔离的国别（地区）史向世界历史演进，使得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可能。

然而，西方资本文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物质层面，始终难以走出贫富分化与劳动异化困境。资本的剥削本性将贫富分化视为人的自然差别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基本前提，使得劳动者与生产活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类本质、劳动者与他人相异化[23]，形成垄断资本与绝对贫困并存、财富增加与公平递减并进的利益格局。“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24]政治层面，始终难以摆脱政治冲突与权力异化困境。自由主义的利己基因将“人民”变成“选民”，“选举”变成“选主”，“议会”变成“市场”，国家“公器”成为政党争夺的“标的”，国家利益屈从党派利益，政治冲突不断、权力异化失控，政府能力不高、政治公信低落。精神层面，始终难以摆脱价值冲突与精神物化困境。个人主义以个体为中心看世界、观社会、察人际，将个人自由、个体利益、个体生存置于社会、集体与国家之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排他性、功利性、世俗性和狭隘性，既带来国家主流意识的侵蚀解构，也带来社会理想信仰的整体缺失，还带来人生存在意义的迷茫堕落。社会层面，始终难以摆脱社会撕裂与社会失序困境。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弥散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带来社群意义的遮蔽、社会共识的缺失，阶级冲突、集团倾轧和种族歧视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活力的锐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生态层面，始终难以摆脱生态危机与永续发展困境。资本的逐利性及对自然的傲慢形成掠夺式发展模式，带来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气候极化、疫情频发等，危及人类生存和永续发展。国际层面，始终难以摆脱霸凌扩张与零和博弈困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871西方国家的发迹史，就是一部对亚非拉国家血腥殖民和暴力掠夺的历史；西方国家的当代史，也是一部利用先发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和制造国际冲突的历史。历史上，西方国家开展黑奴贸易使非洲损失上亿人口，对美洲实施种族大屠杀使印第安人几近灭绝，掀起两次世界大战导致8000万人口战死。马克思、恩格斯将这种文明视为“罪恶的文明” [25]690“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291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