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基本特征、时代使命与优化路径

摘要：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是新时代中国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集中呈现。以共情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习近平著作的“走出去”已经在叙事逻辑、内容选取、话语方式、平台搭建方面形成一系列积极特征。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复杂多变的传播对象、迭代升级的媒介技术也对习近平著作的对外传播提出更高要求，体系化、精准化、智媒化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著作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的优化路径包括：增加情感交汇点，夯实“命运与共”基础；依据受众特点，制定“点对点”传播方案；推进本土化战略，提升“他乡人”引流效应；以全媒体汇聚传播合力，营造“身体共在”氛围。

关键词：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共情传播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5-0023-10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国际交往与交流中，中国肩负向世界呈现有感染力有说服力的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地阐释新时代中国理论深刻内涵与长远意义的重任，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顺应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的现实需要，共情传播的价值理念应势出场，为中国理论对外传播破局突围寻找一整套可行方案提供了契机。本文旨在运用共情传播理论分析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基本特征，并尝试提出进一步推进习近平著作由“走出去”迈向“走进去”的框架性思路与具体策略。

“共情”概念最早出现在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中。共情通常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本能，“是指一个人能够感知他人的经历，并做出反应的能力”[1]；也可以理解为个体与他人间的情绪共享，进而产生的伴有相应行为（外显或内隐行为）的情绪情感反应[2]。共情传播是共情概念在传播学领域的运用，研究的主题是共同或相近的情绪或情感是如何产生，如何传递以及扩散的，其形成条件包括大的环境条件、情感条件、身体共在条件、情境场合条件[3]。与心理学研究中主要关注个体共情不同，共情传播更加注重群体间的情感互动[4]。跨文化共情传播探讨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间，如何培养同向的情感认知与共鸣，并引发“他者”的行动反馈[5]。共情传播理论内含文化意识、人类意识和全球意识，呼应了中西文化相融相长的价值共识，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正向功能。

在以“异质化”为基本表征的国际社会，情感上的互相认同更容易产生与对方交往的积极动力。为了推动对外传播提质增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理念[6]，旨在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易于为海外受众理解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共情传播理论无疑能够为“融通中外”目标的实现提供启迪和指引。基于情感意识的叙事策略——“从受众共同的生命体验、精神世界出发寻求突围”[7]，有助于在国际上塑造更加亲和友善的形象。

一、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基本特征

中国理论要走出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势必先行[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著作中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等一批表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阐述中国制度特色、解释中国发展理念、反映中国现状的读物面向海外出版，丰富了外界了解中国新思想的渠道①。人类的爱与共情是超越文化的，共情传播旨在激发人们在情感层面产生共鸣，其核心意涵与“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理念不谋而合。以共情视角对传播实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习近平著作的“走出去”已经形成一系列积极特征。

（一）由“情”入“理”的叙事逻辑

共情传播的形成，源于情感的本能参与，同时离不开理性的引导与社会交往的需要。共情首先是个体之间的情绪共振，是一种因直接的情绪刺激而产生的情感反馈，其特点是通过个体感官系统直接产生情绪上的感知与模仿。领导人为人处世展现的胆识魄力、言行举止体现的价值理念都代表一个国家和政党的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影响力、感染力[9]。习近平著作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语言特点和鲜明有力的文章风格。海外读者通过研读，可以深刻感受习近平作为大国政治家的风范和魅力，体会他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和宽广的视野，平实自然、坦诚谦和的品格，领略到中国领导人睿智风趣、谦和友善的魅力，感悟到大国领袖的自信、深情、责任、担当。

共情本身就有理性的成分，认知共情路径指人们“有意识地以理性认知的方式来研判他人的内在状态”[10]。领导人真情实感的呈现能够激发受众的理性考量与选择。柬埔寨首相洪森、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认为“习近平主席是中国与这个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那富有智慧、感情与人文精神的思想都蕴含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书中[11]。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评价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示了习近平主席的所思所想，“内容全面又充满坦诚，充分反映出了一位爱国者的自豪感。”[12]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表示：《之江新语》基于深刻的世界观，贴近基层、语言浅显易懂[13]。美国传媒企业总裁詹姆斯说：“通过《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所传达的消息，外界将有机会目睹全球舞台上再现的一个国家的灵魂。”[14]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表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令我深深感动。”[15]她第一时间阅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希望把从中学到的治国理政经验用到老挝国家建设中[16]。

（二）平衡“世界想听”与“中国想说”的主题内容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为代表的习近平著作超越已出版领袖著作既有呈现方式，围绕“世界想知道中国的什么”和“中国想对国际社会表达什么”两条主线，把握海外舆情信息，精心策划内容专题。首先是在传播内容上唤起受众生活体验的共鸣。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符合现今世界各国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追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图书的海外传播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大国的关注。捷克学者科胡特研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引发他的强烈共鸣。“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治国理念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结果，每个国家都应该去探索和实践自己的治国方法。”[17]吉尔吉斯斯坦翻译家卡拉姆别科娃表示，“这部书集中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8]。

共情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只有能够呼应受众生活经验的报道才能获得良好的共情效应。”[19]习近平著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贫困治理经验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2016年年底，《摆脱贫困》一书英、法文版正式发行，在非洲很多国家产生热烈反响。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深受该书启发：“习近平倡导的‘一村一品’即每个村子都要有自己的特产，是重要的产业政策。非洲地区多样性强，要采取区别性政策来推动产业发展。”[20]来自毛里塔尼亚的伊德里萨是泛非洲青年联合论坛主席，《摆脱贫困》一书令他如获至宝。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是中国脱贫特别值得关注的经验[21]。刚果（金）阿斯论坛媒体集团总编辑何塞·纳韦吉说，非洲有数以万计当年的“宁德”[22]。今天非洲人和中国人一样意识到“共同繁荣”的重要性。该书是为所有努力摆脱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所写的。

（三）既有“中国味”又接“洋地气”的话语方式

共情是基于个体的知识、经验等对情绪信息进行再加工的过程。在输出具有中国文化基因和情感因素的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混合、杂糅一些全球性、当地性的文化因子和共情元素，才能化解和拆除传播阻隔、顺利进入跨文化传播的国际通道。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在提高中国传媒业“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能力，推进“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第一，在翻译方式上体现“融通中外”原则，适应海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阅读特点。为真实呈现习近平主席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习近平著作各外文版在翻译时力求口语化，尽量使用短句子。对海外读者比较陌生的中共治国理政新理念，以及重要的人物、事件和典故等进行注释。

第二，以个性化表达营造“沉浸式”故事体验。每一个理论观点背后都有着鲜活的实践支撑，都能找到生动的实践案例。面对跨文化传播中难以填平的文化沟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23]《习近平讲故事》作为这一尝试的代表，其多语种版本已输出至多个国家，使国外受众领略中国领导人睿智风趣、谦和友善的独特魅力。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说：“该书将会以强有力的方式帮助全球读者感知中国，了解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机遇。”[24]讲故事的方式能够更加便于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阐释中国理论，使宏大的意涵经由故事的讲述方式融合进个体生命体验的微观视角之中。

（四）整合“自塑”与“合塑”的沟通平台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如果一味由中国媒体和传播者发布信息，容易给海外受众造成一种“自说自话”的刻板印象，妨碍他们进行换位思考。在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他乡人”的身影。首先，许多海外政要特别是政党领袖对习近平著作予以高度评价。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表示，他阅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文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俄共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影响深远[25]。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捷克众议院副议长沃伊捷赫·菲利普表示，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使他体悟到，各国政党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受到启迪[26]。

其次，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以真实的方式介绍真实的中国，他们的著作中不少引用或者介绍了习近平著作及其中蕴涵的思想。德国原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撰写的《我看中国新时代》一书，以深度的思考和生动的语言，“欣然把对中国的看法书写成册”[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提到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引起俄罗斯学者塔夫罗夫斯基的极大兴趣，他称之为创新的改革方法[28]，并在专著《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中向本国读者做了详尽介绍。

二、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时代使命

跨文化传播是异质文化间的信息流动，横亘在自我与“他者”间的文化沟壑是其面临的最大障碍。围绕中国形象出现的媒介话语博弈有来自意识形态、历史经纬、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纠葛。现实冲突越是复杂，越容易强化西方社会对中华文化认知的“他者化”框架，并在具体的文化产品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得到体现。“走出去”并不意味着能“走进去”，“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与现实尚存巨大差距。以共情传播视角进行审视，习近平著作的海外推广需要不断适应变化中的舆论环境与媒介环境，迎难而上、创新有为。

（一）体系化：应对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长期规划

当今国际格局中，中国和平发展不可逆转的势头难免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压力与不安。当下西方涉华舆论场呈现出“后真相”特征，即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这意味着对中国态度不同的若干类庞大的情感共同体同时存在。实践证明，负面社会情感最易引导公众绕过对真相的追问而寻求外向归因和宏观归因，即向制度、结构和信仰等方向寻找归因与进行归责，这种情感指向极易形成极化效果[29]。因此，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绝非朝夕之功，而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

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的体系化建设正处于持续发力阶段。把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不能靠“零敲碎打”或者简单相加，也不是局部的小修小补，而是全新的、整体上的业务重塑、流程重整、格局重构。要用开放、平等、共享、互动的理念统筹指导习近平著作对外传播；要置身国际舞台，在与国际主流媒体竞争和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中去把握机遇；要坚持协同合作，充分挖掘现有资源，让更多主体深度参与内容生产；要坚持效果导向，一切形式、内容、渠道等都要服从、服务于传播效果。

（二）精准化：提升传播深度与广度的清晰战略

相关研究指出：共情、共通、共享更容易发生在价值观念趋近、发展阶段相似且有着现实合作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之间[30]。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印证的一个实践表征是：对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进步与治理成就，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出现三种情况：少数权威媒体刻意忽略不予报道，多数普通媒体进行一般性介绍不予评论，极少数反华媒体有意歪曲抹黑做出负面评价。由此可见，发展模式差异、价值观念疏离、合作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话语的包容与互通存在明显的抗拒性因素，这对树立精准传播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