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具有深刻的人学意涵，从人学视角出发，阐释其中的人学逻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内在要求。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的进步。现代资本文明的开创，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现代资本文明具有典型的二重性，资本文明的弊端和缺陷，决定其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人的进步将在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中达成。人类历史步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时代，将开启人的自由解放的理想生存状态。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依循，在实践中开辟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底色，凸显出人的主体价值，实质性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文明的人本意蕴和价值逻辑得到充分彰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现代资本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5-0033-12

文明表征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文明总是同人紧密相连，总是不断追求进步，文明的核心主题就是人，文明的最高目标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研究人类文明，其价值指向和追求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主题和理想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探索的始终，其理论体系就是在探讨、论证这一主题过程中展开并为其服务的。”[1]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价值宗旨彰显其丰富的人学深意。基于人学视角展开学理分析，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有着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视角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内涵丰富、体系庞大的思想学说，涉及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多内容，是关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及规律的科学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解读可以从不同维度、不同框架、不同论域展开。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产技术视角、社会关系视角、社会形态视角、时代历史视角与总体性文明视角。这些研究维度主要从文明的现实根基（社会生产方式）、文明的社会呈现（社会形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时代历史）、文明的整体结构（总体性文明）进行考察，也即侧重于文明的“现实层面”或“现实发展逻辑”。文明与进步深刻相关。文明的进步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现实层面或历史发展层面，而且体现在价值取向层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蕴含深刻的人学逻辑，立足人学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极其必要的。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主要有以下几种解读范式。

其一，生产技术视角。学界普遍将生产方式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技术视角，在此基础上指出文明发展的不同形态。生产技术是指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或社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主要包括农业和工业两类生产，据此可将文明界分为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农业文明和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农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铁器耕犁为技术手段，代表了传统农业的文明模式，人们在小块的土地上耕种、生产，没有可供应用的科学和技术工具，生产规模有限。工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大机器为技术手段，代表了工业的新文明模式，具有传统农业文明无可企及的优势。“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使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2]231可以说，“怎样生产”即生产的方式，是区别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标识。这是以生产技术为切入点，阐述其对文明形式及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探究文明演进背后的根源。因此，该视角主要在社会生产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论述其中的人学含义。

其二，社会关系视角。按照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可以将文明界分为剥削性文明与非剥削性文明两类。在阶级历史结束前，社会关系无法完全摆脱其剥削性质，人类社会尚处在剥削性文明所主导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性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文明的性质也相应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人类文明处在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带有显性的剥削性色彩。比如，自文明时代起，人类社会先后形成了三种形式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3]192-193它们代表三种形式的剥削关系，也即代表三种形式的文明，当然本质上都属于剥削性质的文明。过去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其文明的性质、特点及类别，而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褪去剥削性，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造就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明形态的非剥削性的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性质解读人类文明，重点关注文明的性质即阶级属性问题。因此，该视角主要在社会关系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谈其中表达的人学深意。

其三，社会形态视角。学界主要根据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来分析人类文明。“五形态说”是指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他曾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加上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五形态理论。五种社会形态对应的是奴隶制文明、封建式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由于原始社会尚未形成文明，在此阶段还没有相应的文明形式。“三形态说”是指马克思提出的三种社会形式理论，对应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文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文明、自由个性阶段的文明，也可将其理解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都是关于社会形态的重要学说，它们在不同层面揭示了文明的类型和水平。该视角以社会形态为依据阐述人类文明发展史，主要关注文明与社会形态的逻辑关系，通过社会形态透视文明的推进程度。因此，该视角主要在社会形态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聚焦其中呈现的人学主题。

其四，时代历史视角。学界在文明时代的研究上成果颇丰，比如田心铭、林剑、阎孟伟等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文明意味着时代历史的重大进步，冠以文明的时代阶段同过去的历史阶段区别开来。比如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是人类历史的低级阶段，在起点、过程和具体状况等方面都与文明时代截然不同。基于对时代历史的纵向考察，人类文明被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人们在生存资料上是天然的和粗陋的，在使用工具上是原始的和质朴的，在生产方式上是简单的和朴素的。同时，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又展现出人类“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4]38。文明时代走到进一步加工天然产物的阶段，有了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繁盛的艺术成果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阶级、私有制形式和国家政权组织等也由此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4]196，带来进步的同时又引发了倒退。因此，文明时代有其显著的内在悖论。这是根据时代历史的变迁，主要关注人类从前文明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基本历程，着重分析了文明时代的基本状况和特征。因此，该视角主要在时代阶段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没有揭示其中具有的人学价值。

其五，总体性文明视角。总体性视角是目前学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维度，比如唐爱军、韩喜平等都持此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不是单一性的文明观，而是总体性的文明观，包含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囊括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曾提到“五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活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精神生产与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由此阐述了社会生产的范围和结构。“五种生产”正对应着文明的五大方面，涵盖了物质或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和社会五大领域的文明内容。其中，物质文明是起决定作用的，物质文明决定并深刻影响其他领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1002人类必须首先立足于一定的物质文明，而后才可能拓展新的文明领域。换言之，物质文明奠定了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由物质文明衍生并构筑起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在内的文明结构，进而确立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层次和整体状貌。这里集中于文明的整体结构，主要关注文明的基本构成和所包含的领域，以此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做出解读。因此，该视角主要在于文明结构层面，并未聚焦于贯穿其中的人学逻辑。

综上可见，学界已有研究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提供了多元视域。这五种研究范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现实基础、社会历史形态以及内容构成等重要规定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现实逻辑，但尚未充分论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逻辑。实际上，马克思语境中的文明不仅表征社会客体的发展程度，同时也代表作为主体的人的进步状况。因而，人学视角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学界目前在此方面的专门探究还相对欠缺。在深层意义上，文明与人内在关联，文明问题与人的问题本质相通。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有着深厚的人学底蕴，昭示着鲜明的人学色彩。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不能不考虑其中的人学蕴意，不能不立足人学视角去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探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逻辑，重点在于通过分析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本质规定性，揭示文明对社会发展以及人的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学释义，有助于明确其内在的价值向度，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本意涵和人学价值。

二、现代文明二重性及其对人的悖反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初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模式。现代文明又可以称为资本文明、现代资本文明或资本工业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曾将现代文明特指为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6]587，将现代社会特指为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5]373在现代社会，资本文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文明形式，资本文明的逻辑贯穿现代社会。把握现代资本文明，关键是要把握其双重向度。现代资本文明具有典型的二重性，对人的发展造成严重悖反。

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的开创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将人类文明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但另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有其显著的“野蛮面”。资本文明越发达，人的境况越野蛮，文明与人的悖反成为一道奇异的社会景观，资本文明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文明的缺陷”是现代资本文明的固有“硬伤”。

其一，一方面，现代资本文明结束“神化自然”的盲目现象，却造成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本文明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现代科学和技术尚未出现，人们为了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服从自然，导致人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产生了“自然本位”的现象。现代资本文明的出现，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根本翻转，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人们不再对自然盲目崇拜，不再作为自然的奴隶，而是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从属于人并为人服务。随着人化自然的扩大，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证和巩固。另一方面，资本文明却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无节制开发、利用，甚至是破坏。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为此不断地发掘自然的属性和人的属性，形成“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7]90。资本势必扩大对自然的占有和索取，不断刺激和创造人的新需要，并利用自然的属性和要素来满足人的需要，进而满足其利润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对自然的主导不再是为了自身发展，而仅仅是为了刺激人的需要和消费的增长，达到利润和财富倍增的唯一目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8]580资本对自然的无序开发和掠夺式占有，触发自然毁坏和生态失衡等危机。资本文明在自然面前高歌猛进，同时又伴随着结下“文明的恶果”。表面上，资本文明征服了一切自然的属性，实际上破坏了客观自然的平衡及规律性；表面上，人类战胜了客观自然界，实际上不得不接受自然的惩罚。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559-560。

其二，现代资本文明结束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却造成人对物的严重依赖。前资本文明时期，个人是依赖性的存在，以血缘和族群关系为联系纽带，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以及人对天然共同体的严重依赖。“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7]6现代资本文明历史地处于第二大阶段。资本文明的发展使个人脱离了原始意义的依赖关系，打破了血缘、地域和族群的狭隘束缚，赋予人以一种独立性的外观。然而，这种独立性却是形式上的，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性，是虚假的和有限的独立性，受物的依赖性支配。资本文明又可理解为商业文明，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其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在商品经济生产中，个人看似独立自由，其实是“独立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人在商品生产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利润，但财富利润不归劳动者所有，而是为“非生产者”独占，并成为他们强迫劳动者屈服的“利器”。人的社会关系发生“物化”，物的逻辑反过来控制人的关系，物的力量超过人的力量，物的关系的强化带来人的主体性的沦丧。概言之，物支配人和人的一切活动，甚至决定了人的命运。在资本逻辑主宰的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出卖给资本，沦为资本随意宰割的对象，不得不接受物的普遍宰制。这是资本文明阶段的常态现象。资本文明的一切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6]267。换句话说，资本文明导致人对物的严重依赖，个人变得“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1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