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弼时对确立和巩固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历史性贡献

摘要：任弼时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概括起来就是，任弼时逆势而动，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初步基础；顺势而为，为毛泽东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创造了外部条件；强势出击，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奠定坚实的全方位基础。

关键词：任弼时；毛泽东；核心地位；贡献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6-0011-09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于遵义会议，成熟于中共七大。此后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期。中国共产党也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才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取得一系列辉煌的历史性成就。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除了毛泽东自身的主观条件外，也得益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任弼时做出了历史贡献。概括起来是，任弼时逆势而动，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初步基础；顺势而为，为毛泽东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创造了外部条件；强势出击，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全方位基础。

一、逆势而动，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百年大党。从创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正确方向。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因为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代表。在不同时期杰出共产党人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更加伟大，国家逐步强盛，中国社会更加美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大趋势，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大趋势，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走过弯路，中国共产党积极向上发展的趋势中还有逆流。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趋势是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但是，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的领导能力与党的任务不相匹配，党的领导经验严重不足，因此，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盛行。面对这种逆流，每一位共产党人都面临着选择。任弼时也不例外。当党内发展趋势中代表正确方向成为主流时，人们比较容易做出正确选择。相反，当党内发展趋势代表错误方向成为主流时，人们要作出正确选择就比较困难了。在毛泽东处在逆势中，能否选择支持毛泽东，对任弼时的政治品质、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都是十分严峻的考验，任弼时逆势而动，选择支持毛泽东，为毛泽东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打下初步的基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其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也必须承认，从大革命时期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也经历了黑暗年代，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1]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没有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坚定地回到湖南，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当起义军遇挫后，他毅然决然地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成功向农村转移，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本来，这是代表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把苏联的城市中心论的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指摘毛泽东引兵农村是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必须查处。

1927年9月19日，任弼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又被任命为中央全权代表专程到长沙处理秋收起义中的问题。此时的任弼时至少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照中央的意图，对毛泽东做出错误的结论，给毛泽东以严重处分；第二种选择是，以事实为根据作出正确的评价，为毛泽东伸张正义。前一种选择是落井下石。后一种选择则是逆势支持。选择前者，对任弼时而言相对轻松，对毛泽东造成的伤害更大；选择后者，对任弼时困难重重，但对毛泽东则可能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任弼时于1927年9月22日到达长沙。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于9月27日晚就秋收起义情况和今后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报告中，任弼时指出：湖南省委不承认停止长沙暴动是错误的，“此一问题只好留在将来中央从长解决了”。任弼时分析秋收起义未能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子。”他在实事求是地估计了长沙一带敌我力量的对比后指出：此时如举行长沙暴动，“必大遭失败”。最后的结论是，长沙暂不举行暴动，铁路破坏亦暂时停止。任弼时反对不从实际出发，强行规定总暴动的日期。他指出：“因为规定得太近是无疑乎自欺”[2]。任弼时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长沙城内有守敌9000人、7000支枪，而湖南省委能够动员的力量才1000多人，且大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据此，任弼时坚定地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有人表示异议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他相信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毛泽东所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任弼时的正确决定，不仅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还因为保护了毛泽东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派到湖南查处秋收起义有关人员的全权代表的任弼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任弼时在会上的发言的史料没有正式公开而无法知道其具体内容。但从对毛泽东的处分结果中可以看出某种端倪。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3]这一处分是比较重的，但又似乎没有把事情做绝。这种状态是不是与任弼时的态度有关，缺乏史料支撑。但从任弼时前后的态度，又可以得出任弼时保护了毛泽东的结论。而这一保护对后来的毛泽东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任弼时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还不止于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继续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应该承认，任弼时一方面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己也犯了“左”倾错误，甚至也反对过毛泽东。如同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深刻反省自己时就承认，由于自己和其他人批评毛泽东而“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4]452。任弼时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必须指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还看到毛泽东的优点，在某些方面又支持毛泽东。1931年1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弼时就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并力排众议，推荐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4]452。对于任弼时的支持，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中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其中就有任弼时等。他强调，如果不是任弼时等的支持，“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没有任弼时等“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4]484。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支持是不容置疑的，意义十分重大，对后来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任弼时逆势而动，支持毛泽东，还表现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企图加害毛泽东，进而发展到企图分裂党中央。毛泽东自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任弼时与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艰难长征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企图拉拢任弼时等一起反对毛泽东，遭到了任弼时的严正拒绝。任弼时义正严辞地批评了张国焘，不同意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诬蔑，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到红二方面军进行反党中央的宣传，坚持在瓦窑堡会议基础上的团结统一，确保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政策在红二方面军中的贯彻执行。这些支持，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为毛泽东度过“黑暗年代”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二、顺势而为，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创造了外部条件

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除了毛泽东自身因素外，还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党内对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普遍认同和高度接受，包括那些对毛泽东核心地位发起挑战的人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承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第二个条件，就是共产国际的认同和支持。为了分析的方便，第一个条件将放在第三部分中分析。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6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便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有功也有过。对此，周恩来做出了非常公正客观的评价[5]。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建立和确立与巩固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上，共产国际则走过很长一段弯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经历了大浪淘沙、吹进狂沙始到金的过程，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但是，1938年10月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没有承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这才有王明在1937年年底回到延安，公然发起对毛泽东核心地位的挑战，才会有毛泽东再次感到“孤立”。在这一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党中央横加指摘。对于十二月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的处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是孤立的。”[6]524甚至他感受到“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7]443。显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认可与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就难以成为现实。或者说，创造有利于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外部条件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这个任务又历史地落在任弼时的肩上。1938年3月，任弼时受命于危难之中，奉命出使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让共产国际认识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重重。因为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非常微妙。对于共产国际而言，一方面，他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领导对毛泽东已经耳熟能详，特别是毛泽东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战略和策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为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切，共产国际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佩服。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的确不太喜欢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直没有把毛泽东当作“自己人”，相反，王明才是他们心目中的“自己人”，而王明有恃无恐，一心想当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从苏联回国后，也俨然就是共产国际的化身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有从王明手中夺回由共产国际授予的“尚方宝剑”，才能使王明失去竞争的筹码。这一切都有赖于任弼时的有效工作。

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不顾车马劳顿，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任弼时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任务》报告，长达15000字。5月17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地汇报中国的抗战情况，长达25000字。两份材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以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通过报告，全面掌握了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4]371此时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与过去存在很大的不同，反映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战的看法向正确方向跨出关键的一步。这一变化有利于澄清事实，有利于以正视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评价也意味着对毛泽东的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