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的逻辑理路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进行彻底批判与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文明根基和社会背景，是普遍主义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演化出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特性和殖民特征。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在于资本与国力的合谋，深刻体现了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依托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超越。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竞选制民主、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环境保护超越资源掠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凝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解构、批判和超越力量，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类现代化话语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西方现代化话语；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6-0052-11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西方完成了对现代化的话语建构，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诉求内化于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之中，形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话语迷思。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化话语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经验并提升推进现代化的能力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话语凭借西方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通过巧妙的学术包装，俘获了我国国内一部分群体。这部分群体把西方现代化话语奉为圭臬，并希冀以此来统摄中国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当务之急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进行彻底批判和反思，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超越与创新，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内容、价值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实质

西方现代化话语并非关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纯粹事实描述，也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评价，有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其实质就是话语霸权。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批判，就是要揭开其意识形态面纱，充分暴露其话语体系的基本实质。

（一）西方现代化话语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西方现代化话语有着深厚的文明基础，是普遍主义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演化出来的表现形式，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在伟大的古希腊遗产中，蕴含着一种显性的普遍主义文化基因。”[1]这种传统经基督教的浸润与滋养，在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取代基督教普遍主义，形成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从而成为霸权主义的逻辑基础，其实践本质是征服。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坚信自己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是超越时空、普遍而永恒的，并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将它推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普遍主义无视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强制甚至暴力手段来推行自己的主张，普遍主义的逻辑也就转变为霸权主义的逻辑，最终沦为西方国家势力扩张的理论工具。亨廷顿论述了普遍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2]，揭示了帝国主义即是普世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一真相。

西方现代化话语深刻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特性和殖民特征。其一，等级特性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特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等级特性作了深刻批判：“正像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分离一样，市民社会在自己内部也分为等级和社会地位”[3]，揭露出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直接的、本质的、具体的等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逐步在“世界市场”中铺展开来，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成员之间形成了实质性的等级差别。在这种事实上存在着等级性结构和差别的国际社会中，西方国家占有绝对优势和控制权。其二，殖民特征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特征，殖民扩张必然导致霸权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市民社会，必然从一国之内的自由市场走向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市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582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实现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血腥掠夺和野蛮控制。即便在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崩溃之后，西方国家依然掌控着诸多国际机构，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把持了现代国际话语权。

（二）西方现代化话语形成的实力基础

西方现代化话语形成的关键在于资本与国力的合谋。强大的国力是西方现代化话语形成的物质基础，“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5]。但是，仅有强大的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强大的国力转化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支配关系。资本增殖是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原初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其特定历史阶段获得了“绝对权力”，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重塑了世界秩序。其目的不是将这些民族带入现代文明中来，也不是让这些民族走向现代化，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6]。以资本逻辑为本质规定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走向世界交往的过程，并将资本的逻辑推广到自己所及的地方[7]。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西方现代化话语也披上普世主义的面纱，从地域性话语上升为全球性话语。

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垄断地位是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运动规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550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占主导地位，掌握了全球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那它也必然要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地位，形成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话语权。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服从三大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和道义原则，但实力原则往往凌驾于真理原则和道义原则之上，谁拥有了压倒性的硬实力，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话语权[8]。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物质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占绝对优势，他们既是引领全球现代化发展的行动主体，也是诠释全球现代化发展的话语主体。西方国家凭借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起的强大硬实力，精心编织出一系列标识性的概念和话语，如“普世价值论”“文明优越论”等，掌握了国际社会最大的话语权，形成话语垄断。

（三）西方现代化话语形成的理论支撑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核心构件，西方现代化话语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外在表达，西方现代化话语依托其现代化理论作为支撑。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有关现代化问题各种理论流派的总称，是一个庞大且成熟的思想文化体系。广义而言，西方现代化理论着眼于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研究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所引发的欧洲社会的深刻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说、单线式进步历史观、社会历史理论、社会变迁研究、东西方宗教比较研究等，都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9]。狭义而言，西方现代化理论指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转型的思想集合，学术界往往称之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同时，也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形成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要旨的现代化理论体系①。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基础是所谓的“单线式理性进步历史观”，这一观念形成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孔多塞是其典型代表。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孔多塞对理性推动人类进步作了阐述：“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10]孔多塞在强调理性的解放使人不断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不同的理性发展程度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一观点基础上，圣西门等人形成了社会发展阶段论。社会发展阶段论又与种族主义人种论、进化论和文明论杂糅，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进行阶梯式细分，即所谓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和文明社会，从而形成了社会进化论，这一论调影响深刻而广泛。19世纪中后期，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将这一现代“西洋文明”引入日本，甚至认为“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11]。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以单线式理性进步历史观建构了关于欧洲身份问题的欧洲意识，这个时期正值西方现代化对外殖民扩张阶段，欧洲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包括了殖民者意识。因此可以说，单线式理性进步历史观也是殖民者的历史观。

基于单线式理性进步历史观，西方现代化理论形成了“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和“文明开化使命”论。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是一段征服与掠夺、奴役与杀戮的历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然而，殖民者们却以划分文明等级、区分“文明—野蛮”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论证和道义的制高点：“野蛮”（包括“半开化”）的社会不具有理性，需要“文明”的西方社会开化和监管；使“野蛮”（包括“半开化”）的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这是“文明”西方社会的“神圣职责和使命”。“文明开化使命”论是单线式理性进步历史观的逻辑结论。后来，“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因带有显性的种族主义特点而被“现代—传统”划分所取代，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作为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而存在。“当代现代化理论的术语虽然已经作了一些清理，使它给人一种较为中性的印象——它只谈‘现代性’而不谈‘文明’，只说‘传统性’而不说‘野蛮状态’——但是，这种理论像它十九世纪的祖宗那样，继续用西方社会的、特别是英美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观点来评价各民族的进步。”[13]可见，西方现代化的所谓“现代—传统”划分，本质上就是“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的理论翻版：西方社会是现代社会，其他国家是传统社会，西方国家是其他国家现代化的“老师”。雷迅马在分析美国现代化“现代—传统”划分的“文明开化使命”论本质时指出：“现代化是一种将特定政策和深层次的民族自我感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它使美国那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得以反复申述，宣称美国拥有改造这个奋斗中的世界的力量、知识和权利。”[14]时至今日，美国仍以“文明开化使命”这种论调作为道义理由，在世界范围内谋求绝对话语权。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理论逻辑起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西方现代化话语坚持批判性反思，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深刻的人民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独特意义与进步特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为指导，将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曾用“文明时代”“文明社会”“文明国度”等概念来阐释其文明社会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恩格斯对英国文明社会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辩证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文明社会构想的发展过程”“其中共产主义文明社会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文明社会思想”[15]。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即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文明社会，形成了关于“现实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理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的理论逻辑起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立足点，关注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生态、安全等各方面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人民性特征，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彻底贯彻，具有独特意义与进步特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步事业有力地促进了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话语中等级特性和殖民特征根深蒂固，其基于资本逻辑而形成的所谓“文化优越性”，划分“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披着“文明开化使命”的外衣，实则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等方式，实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血腥掠夺和野蛮控制，本质上阻碍了人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并联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富有本土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理论，逐步探索出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在对西方现代化话语本质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弊病及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