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的生成源渊

摘要：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曲折发展历程，其之所以能战胜一切挫折失败而取得伟大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党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和一劳永逸的，而是源自党对马克思主义自我修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修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对苏共垮台惨重教训的审视与汲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勇于自我认错、善于自我改错和勤于自我防错的自我纠错机制。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的来龙去脉，对于党在新时代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失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长期执政;自我纠错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1-0057-10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由1921年诞生时仅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现在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经历由幼稚弱小到不断成熟壮大，一次次遭受挫折失败，又一次次力挽狂澜、浴火重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一切挫折失败而取得伟大胜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党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与之相反，前苏联曾是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共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执政74年的历史，却于30年前一夜崩溃。学术界对其崩溃原因也作了诸多探讨，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缺乏必要的自我纠错能力，在一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自身所犯严重错误，积重难返导致垮台的悲剧。苏共垮台后，西方学者纷纷预测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下一个“苏共”，甚至抛出“历史终结论”。但是，3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朝西方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发展，反而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以致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已改变看法，承认美国的自由民主正在走向衰落。那么，为何中国共产党会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呢？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纠错能力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具体个案、历史演变、历史经验等方面展开①，对党为何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和“四风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紧迫性的严峻挑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因此，从党的自我纠错能力生成角度，探究长期执政条件下党为何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于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之源：对马克思主义自我修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勇于自我扬弃和自我批判的自我修正理论品质。

（一）对马克思主义勇于自我扬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勇于自我扬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是指通过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对自身否定-肯定-否定的辩证否定，在不断批判吸收积极因素中实现事物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随着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发生的“两大转变”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从“暴力革命”到“夺取政权的两种方式”的转变上，也表现在列宁从“同时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立足于变化的实践，勇于自我扬弃，通过否定-肯定-否定的循环反复发展过程，与时俱进地对其理论进行“自我修正”，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勇于自我扬弃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如何在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和纠正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创立毛泽东思想，并用其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在复杂的国际国内严峻形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党已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了，只是后来由于受“左”倾思想干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面对改革往纵深发展时要如何解决交织叠加的“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对马克思主义勇于自我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活动就是从端正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开始的。由于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建党过程中易遭到党内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干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必须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指出要明确地懂得这个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4]，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者要经常进行自我批判。勇于自我批判是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对“平等的社会主义”、马志尼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和巴古宁主义等各种党内错误思潮进行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列宁在建党初期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确立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勇于自我批判理论，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进行自我纠错的有力武器。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房子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也应该打扫和洗涤。”[5]1096对于为什么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作了有力回答：“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5]1004对于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要求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6]。

二、文化之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修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从延续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7]。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也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省和修身等自我修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省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省思想源远流长，《周易》提出的“君子以恐惧修省”、《论语》提出的“见贤思齐鄢，见不贤则内省鄢”、曾子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等名言流传千古。中国古代自省思想既是预防、发现、改正自身错误和不足的动力，也是对自身错误的自我批评、改正提升的过程。自省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修身”标准为进德、改过和加勉;“齐家”标准是儒家家庭伦理规范，对伦理规范的自省起到了监督和警戒作用，进而达到“齐家”的功能;“治国平天下”强调君王德行以及国家政策是否有利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功能。

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省思想，不断开展自我反思和预防错误的发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为了防止党内骄傲情绪和居功自傲情绪，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严肃告诫全党提防犯李自成式错误和进京赶考不及格就会被退回来的危险，为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思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失误，提出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确保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十八大以来，面对长期执政的严峻挑战，习近平多次运用传统自省思想提醒党员干部要谨防“贪欲”之害，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要求广大领导干部洁身自好、反躬自问，通过谨防“贪欲”之害、反躬自问和自省慎权，来预防问题和错误的发生。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我国儒、道、佛中蕴含丰富的修身思想。儒家提倡“内圣外王”，即修身可以成圣人，而圣人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如何修身，儒家的孔子提倡“为仁由己”，主张“志于学”“勤于思”“笃实躬行”“内省改过”;道家的老子崇尚自然，提倡无为而治、达到“无欲无为”的理想境界，主张通过“静观玄览”和“坐忘”做到“去知”和“忘形”，最终靠心灵的直觉去感应自然的“道”;佛教则认为人世间一切皆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主张遁入空门去修道成佛。虽然儒、道、佛对修身的具体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但修身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格完善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融入到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当中：一方面，传承并创新了修身思想的目的和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大都是唯心的，片面夸大个体主观能动作用，忽视社会实践和制度约束对修养的作用;修身的目的是成为臣民而非公民，注重德行的君子社会而非法制社会，因而只注重私德修炼而忽视公德的养成。中国共产党在传统修身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出党性修养思想。例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的修养》和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注重个体的主观努力，还充分发挥组织和党纪党规制度的约束作用;既讲私德，更注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等社会社会主义大德。另一方面，传承并创新了修身思想的路径：一是学以修身。习近平就非常注重学习修身，他曾指出“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二是以德修身。“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以德修身，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是以行修身。中国共产党强调知行合一，注重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以省修身。中国共产党注重反省自己、加强自我修养，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通过不断警示和自省加强党性修养，练就百毒不侵。五是以慎修身。中国共产党重视以慎修身，认为党员干部只有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才能保持共产党员本色。

三、前车之鉴：对苏共垮台惨重教训的审视与汲取

苏共作为长期执政党，能够成功抵御强大的法西斯国家的入侵，却因为解决不了自身错误和问题而导致苏联解体，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苏共丧失了自我纠错能力。“苏共的机关，整个苏共，包括党内的普通党员应对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8]由于苏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致使其丧失了纠正错误的方向和动力，最终导致因背离人民而遭到人民抛弃的结局。审视与汲取苏共垮台的惨重教训，有利于加强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一）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前苏联之所以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逐步赶超当时的美国而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而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没有强大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却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了，究其根源，就在于苏共没有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实质上就已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了;到后来戈尔巴乔夫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公开性”和“多元化”，实质上已经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主张走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由此，造成了苏共党内外思想混乱、人心涣散和苏联社会的动荡不安。正如有学者所说，“苏联经济的发展或停滞，……党的兴旺或失败，凡此等等，皆依赖于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9]。苏共后期没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当执政出现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时，无法找到摆脱危机的正确出路，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