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伦理智慧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从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全新的现代化之路。它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蕴藏着丰富的发展伦理智慧，主要表现在坚持人本而非物本的发展价值、协调平衡系统的发展方法、资本逻辑的发展正义批判和构建发展共同体的伦理担当。基于发展伦理之维探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样本、中国超越与中国智慧，有助于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理性和伦理应然，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伦理;中国智慧;道路自信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3-0017-11

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党内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后，经过40多年摸索和奋斗，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版本，是现代化普遍文明特质和中国特殊性国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实践结晶。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现代化指“以工业化为推动力”所导致的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种全球化的社会变迁现象[2]12，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寻求发展进步的必经之路。但现代化没有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模式和道路，每个国家因其制度、文化、历史的不同，注定着现代化样式必然是多元的，现代化成效也是有差异的。考量和评价现代化水准和质量，除数量值指标外，还要看其价值和文化向度。发展伦理作为现代伦理学重要视域之一，为考察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在发展伦理视域中，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增进人类的幸福生活”[3]23，而资本等促进发展的因素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对利润的终极追逐为发展动力，遵循“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2]123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建立在服膺于资本逻辑、对外殖民扩张掠夺、对内剥削压迫人民的发展逻辑基础之上的。所以，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871事实也证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造成了许多虚假的“繁荣”和“反发展”现象，诱致了发展不平等和社会撕裂，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了现代化困境。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5]，始终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宗旨、核心内容和源动力，实现了现代化的人本性、协调性、正义性和普惠性发展，凸显了发展的“应然性”伦理价值。所以，在世界各国竞相现代化和继续现代化的浪潮中，从发展伦理视角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发展伦理智慧，对于坚定中国道路自信、贡献中国发展方案以及驳斥和消解“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中国崩溃论”等声音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人本而非物本的发展价值

随着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发展是天然合理的”[6]理念曾一度流行。在这种思维的牵引下，认为“发展天然就是好的”，没有必要质疑发展本身如何更多、更快、更强、更优的“应当性”追求，也无需其他审视和制约。在这一理念支配下，人们理所当然关注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而不考虑最初意义上的“何为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如何发展”等根本性问题[3]13，甚至不惜以牺牲长远利益、损害人的精神世界为代价实现眼前的物质财富增长。长此以往，伴随这种“物本”发展理念所造成的高代价现象日趋严重，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自身并非天然合理，因为单纯的经济发展似乎并未带给人类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人类反倒因发展异化而陷入功利化、工具化、边缘化、失衡性等困境与焦虑中。这时，人们才开始顿悟，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实然”问题时，还必须关注发展进程中“应然”的价值之维，即发展伦理问题。

发展伦理主张发展并不等于物质经济的无限增长，发展的根本目的和终极目标在于人的真实幸福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在“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看来，虽然发展的工具性维度明显，但在更深层面上，“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是建立在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价值基础之上的，所以发展应该是为所有人而非少数特权阶层提供基本需求[7]43-45。与“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相对，“以物为中心”的发展以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自由和质量为代价，因而并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脱离了人性和人道的“反发展”，因为它不仅没能解决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促进社会的长足发展进步，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生存危机甚至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重物轻人的片面发展观时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成为人信赖的对象，物的依赖性占据着统治地位，“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以致“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8]51-53，“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156。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这种“虚假”发展只会造成“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物化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人的生存本性逐渐迷失[10]。由此，发展伦理强调，真实的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11]9，不断“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7]8，是合乎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给人以美好感受进而创造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伦理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财富增长的物质目的应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目的，“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12]。以此为发展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还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预言：在未来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53这是共产主义文明社会形态中发展的美好图景，也是最理想的发展价值坐标。

由此可知，发展的价值指向是人而非物，那么作为发展的动力要素和重要表征的现代化自然要以人为中心，“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以现代性为‘表’，以生存性为‘里’的概念”[3]3。现代化是发展的表现形式和阶段性目标，发展则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前提和目的。其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关键和本质。“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4]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将这一意识始终贯彻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与西方式现代化以利润最大化为发展目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受”等发展的本真意义和终极价值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5]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推进“四个现代化”进程中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6]，同时要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高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自此之后的一系列现代化实践探索中，人民利益始终是最高价值目标和最根本评判尺度：邓小平将包含“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372在内的“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江泽民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价值指向;胡锦涛将“以人为本”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旨趣;习近平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8]3。自邓小平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开始，中国共产党通过“三步走”战略，审慎摸索和接力奋斗，相继完成了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承诺，消除了绝对贫困，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成效，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亮名片。在此进程中，我们党始终立足于人民的需求和呼声来调整发展战略，以人民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发展目标，以人民的切实感受和体验来优化发展布局，以人民的期待来开拓发展思路，以人民的力量来破解发展难题。例如，为了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党中央倡导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理念，摒弃唯GDP论英雄的片面高速增长理念。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维度和物化倾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根本原因。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化境遇中，中国式现代化并未遵循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相适应的“物本位”经济增长发展范式，而是一贯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终极关怀，聚焦发展的人本价值，在坚持“人本位”基础上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扬弃”，避免了发展初衷与结果相悖的发展异化现象，突出展现了从伦理向度追求现代化的科学发展、审视和评价现代化发展效果的中国智慧。

二、坚持协调、平衡、系统的发展方法

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人”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从实质上讲代表了全部范围的变化[19]。但事实上，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进程却往往以非均衡性发展状态呈现出来，这种非均衡性不仅表现为城市与乡村、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20]、人与自然等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而且也表现在由此引发的发展利益不一致的矛盾以及发展效益与发展代价甚至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失衡。对于由此类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代价，德尼·古莱感慨道，获得发展而真正付出的代价是惊人而高昂的，在人类历史上，“某些‘发达’国家很可能经历早早的毁灭，因为它们为维持事实上的‘反发展’而付出太高的代价”[7]246。

在发展伦理看来，发展本身会产生自我约束、自我反思和自我节制功能，这种发展“自律性”在现实中主要体现为发展适度。发展适度是发展良好状态的伦理诉求，以“发展的伦理本质性和道德规范性对人类发展非理性欲望进行自觉节制与调整”[21]28，其价值目的就在于追求发展的和谐平衡状态。所以，只要坚持从协调、平衡、系统发展的高度出发，“以中道适度约束和评价发展，摒弃发展过度和发展不足而‘取中’，抑制人类发展欲望的无度泛滥，调控发展失范行为”[21]29，就能从德性上引导发展的伦理自觉，让万事万物和谐地发展。这种发展的适度和平衡状态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方面之间的和谐共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发展伦理主张以互利共存和利益调节为原则，通过发展化解因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平与不和谐等现实矛盾[21]23，以平等和适度标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兼顾发展效率和利益公平，从而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9]689。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2]，所以合理的发展必然是追求整个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尤其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要素发展的和谐统一关系，如此，才能克服“物本”发展理念的局限，实现由“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向，并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展伦理追求人的主体性实现与发展的合理性的“度”，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3]559-56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生产目的与手段间的矛盾，协调好发展效益与发展代价、发展与安全、发展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整个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

可见，合乎伦理的发展应然，是一种适度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它并非纯粹经济增长，也非人的本质的异化，更非对人自由的剥夺，因而绝不能让发展沦落至异化或失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