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革命话语的出场逻辑、重构原则及赓续路向

摘要：革命话语是表征百年党史的精神特质和伟大实践的主流政治话语，其在政治舞台中历经出场、隐退到重新出场的演进历程。新时代遵循“把革命带回来”的理念重构革命话语，是破解革命话语研究困境、凸显新时代伟大革命意蕴以及革命理论自身创新发展的逻辑使然。革命话语的时代性重构，要在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真理性与价值性、斗争性与和谐性辩证统一的原则基础上，秉持战略思维厘定革命话语重构的边界，在推动革命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视域融合以及破除西方政治学话语的藩篱中，打造出面向新时代“革命问题和革命实践”的创新性话语。

关键词：自我革命;社会革命;革命话语;政党认同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4-0062-11

政治话语是指统治阶级在统治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话语彰显出统治阶级的施政纲领和价值表征。革命话语曾是20世纪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词汇，但自1978年以来逐步被改革话语所取代而式微于政治舞台。新时代以来，革命话语重新显现于政治文本中，成为党的政治话语中的高频词汇，追根溯源为中国“革命在路上”所催生出的新的革命话语。然而，要厘清革命话语在新时代重构的必要性，须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确证语义，并在系统梳理革命话语在百年党史中的演进轨迹、大致轮廓和思想图谱的基础上廓清其在不同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样态，以深化对部分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

一、出场逻辑：新时代重构革命话语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革命话语频现于党的政治文本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其以“自我革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创新论断为主轴，内蕴着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文化、革命党身份等多维意涵，意味着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重新出场。那么，为何在新时代如此强调革命及其相关话语？其意蕴何在？考察习近平关于革命的相关论述可知，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重新出场有其必要性。

（一）破解新时代革命话语研究困境的理论诉求

革命话语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是贯穿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和重要政治话语。学界对革命话语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量的成果，对不同历史时期革命话语的意涵、特征、建构及其实践都作了充分论证，并对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处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否还要强调革命理论与革命话语形成了争议。部分学者认为，革命话语在改革开放后已消退于历史舞台，且以“告别革命论”、用“现代化史研究范式”否定“革命史研究范式”为理论依据，误读“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命题，得出革命已被“建设”“改革”“现代化”话语所取代、如今再谈革命话语重构未免不合时宜且易引发歧义的结论。这使得新时代研究革命话语一度陷入了困境。

置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溯源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革命主要指代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变革;广义的革命则既包含以暴力斗争为主要手段所引发的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亦蕴含思想领域的文化革命、哲学革命，以及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变革的革命。恩格斯正是基于此种语义才强调：“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1]87由此可见，“革命”或“社会革命”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具有多维面相，并非只与阶级斗争、暴力运动相联系，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全方位变革。

在中国场域中，革命话语虽然在其政治舞台中历经了出场→转型的流变，即从政治革命意蕴衍变为以建设、改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但不能据此就认定革命话语在政治舞台上的终止。自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论述后，革命从原有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包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很多的革命”。[2]当然，他在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须彻底否定。邓小平提出且沿用至今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非淡化革命，其实质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实践作出的新表达。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合法权的史实证明，革命话语是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话语根基，在很大程度上为党的执政和领导提供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进一步地，也就为提高改革话语的历史认同度及其现实解释力奠定了话语基础。目前学界提出的以党代会报告为例的革命话语从十一大的171次到十二大的28次再到十八大的10次的频次递减[3]，并非意指革命话语离场，只是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需求，革命话语以其隐性的表达方式确证其在场性。

（二）凸显新时代伟大革命意蕴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4]67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其最终目标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推进“两个伟大革命”是达成这一最终目标的重要手段。新时代革命话语的重构意蕴在此得到充分彰显。

新时代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伟大社会革命，其意蕴在于引导全党牢记初心使命、保持革命精神，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推进社会革命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规定其根本使命就是实现民族复兴。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已使得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社会革命远未终止，党还要带领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不懈“革命”。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4]516，由此应铭记革命党身份以“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5]。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革命话语的实践逻辑在此得到充分显现。

新时代赋予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意蕴，自我革命话语则诠释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新模式。将革命话语运用于党的自身建设，需要革命者具备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使命自觉，不断正视自身的问题并敢于刮骨疗伤，以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发展。对于党自身建设的话语表达，经历了从“改革”→“改革创新”→“革命”不断演进和加深的过程。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6]602的命题。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7]320，这是将党的建设首次用改革话语间接表达。自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就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8]的论断后，党的自身建设中改革的取向愈加明晰。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等论断，将党的建设提升至“革命”高度，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涉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显然，这种在提法上不断加深的趋势，是党基于面临形势的严峻复杂所产生的愈发强烈的危机感，也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9]380命题的清醒。但当下人们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认知，多集中于探讨党的革命品格、革命精神层面，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乃至革命性变革则略显“缺位”，所提出的制度建设也多聚焦于制度要素层面而未形成制度体系，联动机制建设不足。就某种程度而言，目前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全局性胜利，拥有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是关键。

（三）革命理论自身创新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

革命话语重构的动力内蕴于革命理论本身之中。新时代“革命问题和革命实践”在为革命理论带来新的实践资源的同时，也呼唤革命话语的创新与创造。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0]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亟需有效沟通经典意义上的革命、中国旧有革命与新时代革命的新话语，这也是由话语作为理论的外在表征是判定理论具备生命力的关键要素的特质所决定的。

首先，革命理论创新发展的需求逻辑推动革命话语的时代性重构。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且随着社会场域的变化会不断地推陈出新。中国的革命理论始于革命战争年代，但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动不居，人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旧有革命话语在脱离革命战争年代的背景后也逐渐失效。由此，革命理论亟须克服时空差距，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视域融合中进行“供给侧改革”，革命话语也必然随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利于转化为民众的实践力量。

其次，革命理论本身所具备的大众化逻辑要求革命话语的时代性重构。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形态。中国共产党向来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大众化以指导革命实践，彰显出面向现实的革命理论的强大思想伟力。革命理论的大众化逻辑促使党将诸多抽象、晦涩、深奥的理论“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6]727，在促进党的思想理论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1]的过程中扩大党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这也正是贯彻列宁提出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2]的逻辑方针。由此可见，革命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有对革命话语的转化需求。

再次，新时代的革命实践亟需新的革命理论及其话语的有效供给。新时代赋予伟大社会革命以新的内涵，不再是简单套用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母版，抑或用“全面深化改革”来定义新时代社会革命。对于社会革命的新时代诠释，要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分析，要在强化问题意识中审视社会革命的现实问题。既然革命的实践内容发生了变化，革命的理论和话语自然要面向新时代“革命问题和革命实践”不断地生产和转化，以促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的良性互动。

二、重构原则：基于内容、动力和目标的三维审视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每一次出场都不是原有场域结构的简单重复、原有场景意义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重新布展和意义重构”[13]。新时代革命话语的重构并非是简单地沿袭旧有话语，抑或是对旧有范畴和论断作直观的概念演绎和逻辑阐发，而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4]。

（一）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以优化革命话语的内容供给

首先，新时代重构革命话语应摒弃过去纯粹为政治革命服务的不合时宜的旧范畴和旧话语，并依据党的工作重心和任务的调整来优化革命话语的供给。如上所述，反帝反封的革命、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的任务已彻底完成，与政治革命相关的暴力运动、阶级斗争等话语理应适度淡化。进一步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等范畴也应适当弱化。新时代的中国已站在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新起点，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也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认可。在此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所预判的“社会主义必然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等旧有革命话语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以恰当地处理“内外有别”的宣传话语矛盾。

其次，对于沿用至今的革命话语要置于新的时空场域，展示其新的科学内涵、时代特征和实践样态，进而作出符合新时代的科学诠释而非简单套用。例如：

新时代重提“革命理想高于天”自有深意和新意。此话语是革命战争时期党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革命理想提出的口号，新时代重提此口号旨在强调：一则，“革命理想”兼具科学性和价值性，“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15]142，“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5]66，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及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也正是基于此种时空形势才有依据;二则，革命理想的实现漫长且艰巨，中国的伟大革命还未按下“暂停键”抑或是“终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