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书信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当代启示

摘要：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晚年撰写的一系列回复许多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书信中，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探索坚持、发展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独特贡献，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与深邃启迪，彰显出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厚重的现实裨益。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书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东方落后国家;暴力革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5-0024-09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生活中的挚友，也是理论上的战友。马克思逝世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只能由晚年恩格斯承担，同时恩格斯还需要应对党内外各种歪曲理论和挑战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言论。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晚年写下大量书信，不仅用强有力的文字鞭挞与回应了党内外各种歪曲理论和挑战言论，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度研究，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正是在此过程中提出的，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崭新思想既有对无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专题研究，也有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多重拓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恩格斯晚年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一、恩格斯晚年面临的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

随着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得到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率、改善了劳动条件。与生产力的提高相对应的必然是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必然伴随上层建筑的改变，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理论是现实社会的映射，所以，明晰恩格斯晚年所面临的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于研究其思想发展尤为关键。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为新的技术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充足条件。一场以电力的发现和内燃机的广泛运用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拉开序幕，这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恩格斯在1883年致爱·伯恩施坦的一封书信中指出，当时的“电工技术革命”意义重大，“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1]499

这封信表明，晚年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新变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认为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一场覆盖面异常广泛和影响深远的革命，印证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急剧发展的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既加剧了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变化。例如，英国、美国、德国甚至普法战争战败的法国在此期间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产生了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工业革命，跻身工业国前列，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对国外的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上，相互间却存在剧烈的利益冲突和激烈斗争。

（二）资本主义统治手段的调整

生产关系的变革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由原来的“轻工业时代”逐步步入“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也由自由竞争阶段转向垄断阶段。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决定了繁华的下一阶段也是经济危机在各国频繁爆发的阶段，生产严重过剩、企业大批倒闭，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勉强存活下来的企业，则是不断通过无底线地压榨工人剩余价值以维持其运转。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使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一部分穷困潦倒的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由最初的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他们加入各类工会和工人政党，为捍卫自己权利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有的捣毁机器，有的进行罢工，先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等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统治者感到无产阶级力量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如果不进行统治政策的调整，不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稳定。因此，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军队暴力镇压工人运动。这种方式见效快、短期适用，但不利于缓解矛盾。另一方面，对统治阶级内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如实行普选制、完善社会立法制度、部分改善工人待遇等。这些调整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实质，但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普遍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晚年恩格斯开始关注资产阶级统治政策的调整，认为虽然资产阶级进行的政策调整是为了稳固自身统治而与无产阶级达成的妥协，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经过合法斗争争取自身利益的有效方式，对于无产阶级是值得继续继承下去的。

（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思潮的发展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现。

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虽因宪章运动而使英国工人运动走在世界前列，但改良主义却长期在英国占着主导地位。先是出现了工联主义，并被错误地信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1884年又出现了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组织——费边社，费边社的大多数成员由小资产阶级组成，主张改良主义，却往往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再到1887年出现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这些都是改良主义根深蒂固的组织。

法国因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其内部阶级斗争较为激烈，加之法国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发源于此，所以法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十分复杂。例如：1879年法国产生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法国工人党，虽然其党纲是由马克思亲自指导制定的，但成立不久内部就分裂为马克思派和可能派。可能派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阶级放弃武装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推行通过议会选举、国家立法等和平方式去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对此认为，法国工人党中的可能派尽管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已不是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同时期，法国还出现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布朗基派和一批不接受任何社会主义学说的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受此影响，众多社会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出来。

位于欧洲东部的俄国则不同于欧洲其他各国。在处于沙皇残暴统治之下的俄国，最先诞生的是民粹派。民粹派带领人民群众反抗沙皇统治，意图通过合法途径改变政治制度或是通过恐怖方式对统治者施压，但在沙皇的残暴统治下，这些途径都收效甚微。当民粹派看到欧洲国家其他工人运动成效显著时，开始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以普列汉诺夫为主要代表的民粹派人士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民粹派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就为当时的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而感到非常“自豪”，这派人非常乐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又异常坚决地决裂于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恩格斯强调，他们的这种行动“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2]574，这些青年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后来俄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流砥柱，也将为其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晚年所处社会的经济、统治方式、社会思潮出现的上述变化，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其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且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理论。

二、恩格斯晚年书信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思想斗争的新态势，并聚焦当时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新成果，给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写了大量书信，尤以科学社会主义为重点和核心，持续在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诸多富有创造性的新见解和新观点，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史料。

（一）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与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以极其凝练的语言和高屋建瓴的洞察力，指明了对于社会主义涵义的科学理解，描绘了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与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为进一步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是对于社会主义涵义的科学理解。一方面，在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如经济领域内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社会领域内的国家社会立法等现象的出现并迅速发展。对此，英、法、德、美、俄等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作出了许多误解、误判、误导，如当时社会上有些学者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是对拉萨尔观点的证实。晚年的恩格斯必须对这些党派中的错误思想作出科学的回应。恩格斯早在1881年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就指出，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由于私利作祟，甚至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诸如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等都叫做“社会主义”，“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1]352。在这里，恩格斯已明确提出，对这种将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竞争的干涉说成社会主义的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19世纪后半期，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及国家干预，其实质都是在剥削阶级统治下进行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自己的阶级私利所采取的措施，与主张消灭剥削、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意图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混淆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让无产阶级逐渐模糊革命目标、最终放弃革命意识，以实现稳固自身剥削统治的社会基础。晚年恩格斯在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思想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19世纪末期德国党内涌入了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概念认识错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看到其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方面，而看成是一成不变、现成固定的社会形式，可以直接照搬套用;同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尤为重要的唯物史观上也产生了重大问题，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套语，在对待各种事物时只需要像贴标签一样将其贴上去就行了。这样的认识和做法明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施米特和保·拉法格的信中都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运用马克思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表达自己现在对德国这群人的态度。在1893年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他对伦敦出现的费边派进行了批判。当时，伦敦出现的费边社企图抹杀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承认自由主义并放弃与之坚决的斗争。恩格斯就此批判费边派抹杀了阶级斗争，企图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就是欺骗社会主义。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就是主张阶级斗争，敢于革命。

在一系列针对各国错误社会主义思潮而进行批判的书信中，恩格斯一次次同冒牌的社会主义作斗争，除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部分都被铲除掉了。并且，面对以德国民主党为主要代表对唯物史观的歪曲理解，恩格斯在不厌其烦地通过书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学说，捍卫和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真理。

二是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列宁曾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3]。1894年，鉴于意大利友人朱泽培·卡内帕来信的请求，恩格斯在给《新纪元》题写一段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的简短题词的回信中，认为《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一句话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66是非常合适的。这句话完全契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

三是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为帮助工人阶级政党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革命斗争的未来前景，为工人阶级政党树立一面引领斗争前进的光辉旗帜，恩格斯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趋势和大致轮廓的预想的科学抽象方法。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负有“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1]455-456的使命。恩格斯后来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认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1]548，否则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