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外来思想译入与传播的成功典范，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译介与传播是其在中国得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译介与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三个阶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选择性和革命性，促使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形成，推动了后期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党的成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从历史源头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能为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占领舆论高地提供理据支撑，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百年党史寻根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6-0020-09

马克思主义是百余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理论，这一学说如何传入中国，进而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值得深入探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传播的历史进程

“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近现代百余年间，中国内乱不绝，外患频仍，一大批湖南人挺身而出，成就了“湘省士风，云兴雷奋”、“举世无出其右”的景象，如梁启超所言“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1]。二十世纪初，湖南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传播者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和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三个阶段，从1902年湖南武陵人罗大维翻译《社会主义》持续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早期传播全面陷入低潮。19世纪末，最初的民主革命思想从译文和译本开始传播。1897年至1898年，维新派人士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众多译书机构，创办大量刊物报纸，翻译出版相关译本读物。当时在湖南有《湘学新报》、《湘报》、《博文报》等，这些刊物刊登大量的翻译类作品，作品内容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学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学说、时事政治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2]12-13到世纪之交，湖南社会开始近代化转型，与此同时，官办学堂蓬勃兴起，近代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风民气进一步发展，湖湘知识分子群体较早觉醒，四大连续性人才群体结构形成。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提供了经济、政治、组织、人才各方面的条件。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救国图存”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一大批仁人志士向海外寻求救国良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走进来。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发译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多为传播主体零散的自发传播。这一阶段从1902年罗大维翻译《社会主义》延续到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02年4月，湖南武陵人罗大维翻译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所著的《社会主义》，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902年8月武陵人赵必振翻译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批判帝国主义的著述《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同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必振所译《社会主义广长舌》，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903年8月赵必振所译日本福田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出版，在当时属于最为详尽地介绍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与思想的译著，被誉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赵必振被誉为中国“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3]这一阶段的译介多为译介者的自发行为，虽然零散不成体系，但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随着湖南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一批有近代化意向的知识分子出现，湘学会、南学会、华兴会、共和协会等社团组织不断涌现，先进的湖南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纷纷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湖湘学术与人才中心伴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湖湘知识分子群体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催生了湖南“革命群体”的形成。这一阶段的传播以译介马克思主义著述为主，译介主体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在湖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开始翻译马克思学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早期译介传播的主力军。这一时期，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在湖南兴起，当地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随之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自己的强大力量，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自觉译介与传播阶段，从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延续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阶段传播者开始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季、李达、蔡和森、杨昌济、毛泽东等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翻译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五四”以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文章里涉及或译介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这些虽然也传入湖南，但未能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未对萌发中的工人运动产生实际影响。[4]55“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湖南地区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得到壮大，共产主义者开始大规模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920初毛泽东、何叔衡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蔡和森与毛泽东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湖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现了崭新局面。[6]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主要译自俄文和法文，报纸杂志上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幅增加。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通过“猛看猛译”先后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在留法学生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书信形式直接向湖南输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他依据《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季翻译《价值、价格及利润》、《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通俗资本论》、《法国革命史》、《社会经济发展史》、《社会主义史》、《工团主义》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2]25-29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7]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评价李达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 [8]“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运动，运动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了文化书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文化书社的成立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翻译与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文化书社缘起》指出：“只有苏俄的文化才能算是新文化，号召大家传播这种新文化，使它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文化书社的重要任务是传播新文化，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都在传播之列。文化书社尤其注意推广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经济学说》、《科学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读物，还建议读者组织“小小读书会”，交换阅读，交流心得，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

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阶段。这一阶段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直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湖南先进分子在实践中进行了多少次反复比较，最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据李达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9]这一时期国内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得以壮大，李达、任弼时、李立三、罗亦龙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1921年李达翻译马克思经济学基础著作《资本论入门》，1923年翻译《德国劳工党纲领栏外批评》，同年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详细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还翻译出版《反杜林论》、《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任弼时翻译列宁的《中国战争》，与一峰合译《马克思主义浅说》。李立三翻译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罗亦农翻译《世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2]27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积极发展党员，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后，迅即从多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同年湖南自修大学在原船山学社旧址创办，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效果显著，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湖南早期译介传播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角和决定性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反复调研，从中国实际出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去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具有鲜明而生动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进入湖南传播就不仅仅只是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鲜明实践性特色和救国效能的良方来指导社会的根本改造。马克思主义与湖南早期先进分子炽热的“救亡图存”爱国情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时，湖南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当时湖南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病，希望向西方寻求医治这些弊病的方法。李达曾说：“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10]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马克思主义来到了近代中国这片最适宜的土壤，种下传播的种子直至开花结果。当时湖南有自己独特的现实需求，这种现实需求建立在湖南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之上，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扎根。马克思主义进入湖南地区之后与当地的工农学运动紧密结合，应用于当地的具体环境，成为当时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1919年共产国际和苏俄派遣代表来中国，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实践活动。[11]1920年陈独秀将建党和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等情况告诉毛泽东，委托其在长沙建党，当年冬天，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0月，成立中共湖南支部。[12]1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同湖南工人运动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优势，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的内容选择和意义重构是早期译介影响下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延续与重生的过程，早期传播者通过翻译调适和传播取舍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揭示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互融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它在湖南译介传播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直是这种实践性性格。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也使得早期译介传播整体上处于比较零散、碎片化的状态。早期译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湖湘文化崇尚经验理性和追求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早期译介将文本的政治意义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初期，翻译文本的忠实度并不是最重要，译者（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影响）的摄取才是重要因素。[13]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尚未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一些思想先进的进步人士开始选择性翻译马克思主义。翻译过来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学说，而是转化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手段。如此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在内容选择上具有较大随意性，翻译取舍和意义重构之间马克思主义各学说被拆解重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由翻译进入异质文化的重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马克思主义逐步融入中国文化，早期译介传播的内容逐步深入人心。“五四”后湖南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以组织宣传演讲、辩论出刊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早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当时人们还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但早期译介传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容小觑。湖南早期译介传播响应了转型时期湖南社会语境的需求，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为其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接受奠定了思想基础， 开启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主体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坚定的革命性。湖南早期译介传播主体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又有无产阶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步社会人士等。早期译介传播主体涌现出很多杰出代表，如赵必振、萧三、李达、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罗亦农等，后期他们大多成长为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领导人。1902年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早出场，并迅速借助于多种方式散播开来。早期传播主体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文献。五四运动后，早期传播主体创办大量进步报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主要传播阵地有《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湘江评论》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湖南最出色的革命刊物[14]。早期传播者创办的新民学会、健学会、俄罗斯学会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12]72早期传播主体开展的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极大扩散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影响了后期的自治运动和工农学运动，如促成长沙行业工人多次大罢工、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初次接受者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接受了它的主张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这使得早期译介传播受体具有被动接受者和积极传播者的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受体不仅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包括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毛泽东在受众的选择上，既注意到先进知识分子，又注重广大工农群众，给他们足够的尊重。恩格斯认曾指出，“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救方法，既然他们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很快就觉悟了并加入我们的队伍。”[15]早期译介传播的主力军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很多传播者以生命为代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蔡和森长期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活动，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很大限制，蔡和森仍多方奔走组织工农运动，后不幸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毛泽东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自己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作为立身信条。他冒着重重危险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主办党的理论刊物，撰文揭露军阀统治者的种种罪行，戳穿赵恒惕政府的阴谋，表现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1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