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出场语境、原则遵循、价值指向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新判断新表述。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表述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工程，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关乎国家稳定和中华文明稳步向前的重要内容。从理论出场的内在视角而言，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为理论之基，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文化基因，并系统追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民族工作的实践历程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出场语境；从人民至上、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定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原则遵循；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对自我身份的价值坐标体现，是中华民族对自我经历的精神牵引彰显，是中国共产党对自我身份和使命角色的内在规约推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出场语境；原则遵循；价值指向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5）01—0026—07

[作者简介]张鑫，女，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文龙，男，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精神涵养和文化支撑。深入探析习近平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论述，需要从出场语境去把握其时代必然性、从原则遵循去探究其时代实然性、从价值指向去了解其时代应然性，有助于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行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一、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出场语境

任何一种全新思想理论抑或是科学理念的出场都由相关理论抑或理念作为逻辑支撑，往往内在规定着其理论的演进脉络与嬗变逻辑。习近平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出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探索民族工作的历程紧密契合。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探究，既要注重赓续过往的研究脉络，又要注重对接新时代的主线思维。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活的思想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活的思想理论是习近平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立论之基，涵盖了其精神生活的理论之源及价值指向。马克思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这深刻凸显了人的精神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并受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同时，人的精神生活又对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反作用。精神生活作为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根植于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塑造，又能动地改造社会关系和与之对应的物质基础。各个民族依据各自独特的需求创造了利益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共同物质利益与基于物质满足而衍生的共同精神利益的多元利益共同体。以各民族共同利益联结而形成的民族实体，在相互交往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性认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发展重心过渡到了文化建设工作之中。列宁认为，要改变国民落后的精神生活及贫瘠的文化素养，精神文明建设刻不容缓。诚如列宁所言“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科学”[2]。这里所说的“文化革命”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列宁强调“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3]。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内核和价值理念，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行动设置上提供了理论支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秉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精神生活理论的价值立场上强调，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向，要把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在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再认识、再动员和再部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活的思想理论为其理论阐释和实践推进提供了基质养分。

（二）历史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传承基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岁月中达成的普遍共识与共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4]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民族实体，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为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思想指引，聚合了内向性的中华文化影响力，各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民族历史、文化、民间信仰、民族意识等多种因素的民族互动关系发展历程中逐步构建起来，并形塑了中国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多元一体格局。

同时，中华文明内蕴的“和合共生”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其蕴含的巨大的统一性和包容性，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和吸纳的深度彰显。“和合”思想既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禀赋，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明标识。各族人民在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华文化的情感皈依、价值体认和对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缘起的重要依托，为当前构筑独属于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提供了心理结构、情感支撑和价值能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5]。质言之，我们要以深化文化认同为助推器，完善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机制及逻辑，用共同的文化根脉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广泛凝聚价值共识，以实现天下大同为美好愿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经验结晶：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理论的实践探赜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是党在百余年历史的时空场域中动态演进和赓续前行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程和党的民族理论的发展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这既是理解民族工作的先决条件，亦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政策的深层动因。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具体问题不同，我们党关于民族理论发展的历程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民族理论的初步探索。党的早期革命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民族自决”观念的影响，随着革命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自二大开始独立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在中共六大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为构建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1938年，毛泽东提出“（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6]，又提出了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观点主张[7]。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将毛泽东的观点变成现实。之后党在七大上明确提出要设置直属于党部的“少数民族工作部”。党从民族自决转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这一实践探索，表明了党成功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政治屋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民族理论探索的核心议题在于疏通民族关系，消解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促进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将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发展深度融合，通过倾斜性的财政支持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事业，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这一时期积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少数民族干部，充当连接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重要桥梁。从1954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宪法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的形成，深刻映射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体系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的演进脉络。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项制度创新，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深远考量，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提供了重要范式。

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民族理论的接续创新。改革开放伊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重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对民族理论的具体问题正本清源。江泽民在世纪之交错综复杂的国情场域中明确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8]的科学论断。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出场将党的民族工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清晰地界定了现阶段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内，民族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实施路径，他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9]这是科学发展观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生动性呈现，是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工作中的科学应用。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民族理论的深化发展。习近平在深刻把握新形势民族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前瞻性思考与策略路径。习近平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质言之，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1]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2]，展现出新时代处理民族工作的深厚理论底蕴和明确的政策导向，系统阐述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蓝图进路。回望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时代场域下探索民族工作的最高诠释。

二、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原则遵循

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具有丰富内涵。推进这一重要论述的践行要从政治高度把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原则，需要我们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全局出发，依靠人民创造的主体力量，坚持固本培元与求新求变的辩证统一，聚焦时代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探索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不断巩固民族团结的“根”与民族和睦的“魂”，提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融合力与外在延展力。

（一）坚持人民至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立场

《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是其执政实践的“坐标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立场。其一，为民造福是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目标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要为民造福”[14]，阐明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个价值目标，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土壤，在坚守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与时代精华中，探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进路。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5]换言之，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结合起来，萃取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传承因子与核心精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和表达，丰富精神文化产品，成为给予人民精神向往、价值认同、情感慰藉的源头活水。其二，依靠人民是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主体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16]换言之，只有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力量，才能将“依靠人民”的话语要求转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动能。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不断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只有各族人民在思想上、情感上、心理上真正认可和接受“中华民族一家亲”，才能实现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汇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磅礴伟力。其三，党坚持人民至上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故此，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使命，着眼于各民族平等发展的权利，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这一“国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