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耦合性研究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论基础的共通性，即两者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呈现、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化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产物；两者之间的实践力量具有同一性，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和引领者、全体人民是实践者和推进者以及少数民族群众是关键性力量；两者之间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主要呈现在主体价值、价值追求以及价值典范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D633；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5）01—0061—07

[作者简介]高屾，女，吉林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邹之坤，男，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长春光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这个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时代命题：一方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实践力量，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各民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持续性提升，就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大发展、大进步；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举措和道路选择。所以，从同一性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实践内涵；从共时性视角我们应该明确民族工作不仅是国家各项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2]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种重要的时代样态。因此，这种时代样态必然要包含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即建立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集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时代因素具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两者之间逻辑联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理论基础的共通性

（一）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呈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一种时代化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建立一种全民共同享有幸福、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社会共同体。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时代化呈现。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P33）在这一论断中，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归结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凸显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4]因此，我们可以从方法和思维的视角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社会形态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经济是社会形态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发展成效也成为了社会形态变化的一项重要标识，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效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象征。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我国的经济实力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跃升，“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1]从社会成效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之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更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所以，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成效视角看我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形态。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我国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的“重中之重”。

（二）一种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进步的视角科学地论证了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性和发展合理性，这一理论的诞生也为各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最终是要实现人的自由且全面地发展。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P169）即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在生产力和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构筑的人的发展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发展成效的直接检验尺度，因为人本身就具有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理论中划定的发展是一种新的、变化的社会状态中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发展状态，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历史阶段，同时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社会阶段内实现了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即从世界视角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一部多民族文明相互渗透、相互交往、相互结合的世界文明融合史。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P404）。在这个融合的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打破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多层次、多角度地交流和融合。当前，我国积极主导推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新时代成果。从国家的视角看，世界历史发展要实现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自然就要求一个国家内各民族之间打破片面性、局限性和封闭性，进而实现多民族的融合发展。如今，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世界理论的支撑下形成的民族工作举措，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不片面、不局限、不封闭的发展集合体。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产物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命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构筑了新的传承路径。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阐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特点，并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内涵，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的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产物，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的实践样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5]文明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进化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华文明虽然经历了各种朝代更迭和外来文明的冲击，但是其厚重的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了世界历史中唯一一个绵延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样式。这种文明样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根本原因所在。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险时刻警醒着那一代华夏儿女。在那个历史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略显单薄的肩膀扛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救国民于水火、挽大厦之将倾的时代使命。最终，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如今的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也又一次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展现出了旺盛的时代生命力，赓续出了新的文明承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文明新发展的承载机制，更是中华文明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创新发展成果，更是中华民族生活进步的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中华文明又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性文明形态以及“根和魂”的存在。即只有坚守中华文明的“根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发展的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产物。

再者，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指出：“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华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民族共同体”式的文明形态，即在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中中华民族的发展形态是“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华民族各民族要融为一体、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所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

二、实践力量的同一性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鲜明方法论。因此，两项实践性举措具有同一的实践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和引领者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明确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由此可以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标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这一核心标识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和优越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化理论成果。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践举措，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之间汇聚共同力量、凝聚共同智慧，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最终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领导者和引领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变革、探索现代化之路。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总统制等都是方式上的尝试，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响带来的社会主义、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华民族摆脱困境的希望，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为中国的站起来带来了曙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而走入历史舞台的。自此，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浴血奋战，终于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并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在道路方面不仅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遵循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两个结合”的伟大创举，在此基础上逐步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是指引了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变局的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思路和工作理念，并将其确认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目的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内构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本身，更是中国这个国家本身。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外部干预势力借助民族问题开展了更加多元的渗透。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区域经济不平衡以及社会思想多元冲击等问题逐步显现。以上问题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们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此，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通过“共同体”的建设搭建起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抵御渗透的坚固“长城”，使得党的民族工作局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