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逻辑的文明重构

[摘要]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人学，系统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三重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与生态异化，揭示其文明演进的内在悖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双重动力重构文明形态，即制度辩证法与文明基因转化，开创以数据公有制、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具体的普遍性”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通过“共生性秩序”与“制度性交往理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其核心是将“人的尺度”嵌入技术设计、权力运行与生态治理，实现“自由个性”的历史性复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资本主义异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5）02—0062—06

[作者简介]谭明麒，女，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鲁克伟，男，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当资本主义文明深陷结构性危机，经历生态系统的加速崩解、精神生活的深度异化、技术统治对主体性的隐秘殖民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已不仅是理论命题，更是攸关物种存续的实践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然而，既有研究虽不乏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但多集中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范式，对马克思人学理论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本体论命题的深度阐释仍有不足。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人学为方法论，通过三重批判性整合，通过经典文本的原生性阐释、数字劳动等新异化形态的现实介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对话重构，致力于破解两大理论迷思：其一，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叙事，在文明基因转化与制度创新的辩证运动中生成新文明形态？其二，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究竟加剧人的异化抑或孕育解放潜能？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与三大异化

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本质上是物化逻辑对人性本质的系统性绞杀。从生产场域的算法监控到消费社会的符号操控，从生态系统的代谢断裂到代际正义的彻底沦丧，资本以理性化之名将人的主体性层层剥离，使文明沦为异化的反人性装置。

（一）生产异化：从商品拜物教到算法监控的主体性消解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在于将人的“类本质存在”降格为可量化、可置换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拜物教，通过将劳动的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间的关系，使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成为文明异化的原初场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推进了这一批判，指出物化意识已渗透至主体的认知结构：劳动者不仅被迫接受自身作为“生产要素”的客体化定位，更将这种异化状态误认为自由意志的体现。[2]这种自我认知的扭曲，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在主体无意识层面完成自我再生产。

算法时代的到来，将生产异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当泰勒制的机械监控升级为算法治理的数字化全景敞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从物理性规训升格为认知性殖民。工人的身体节奏、情绪波动乃至创造性潜能，被数据化编码为可优化参数，人的主体性彻底溶解于算法的效率逻辑之中。这种异化的代际传递性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已突破人学存续的阈值。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3]，而沦为“生物算法”与“数字算法”的耦合装置时，文明形态便异化为反人性的技术利维坦。

这一异化链条的终极悖论在于，资本主义既依赖人的创造性潜能推动技术创新，又必须通过技术异化压制人的主体性以维持剥削秩序。这种自我否定的特性，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无法克服的困境——其发展非但不能通向马克思预言的“自由王国”，反而在技术理性的加持下将人类推入更深的“对象性存在”深渊。

（二）消费异化：符号操控与真实需求的死亡

消费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二次殖民，其通过符号生产机制将人的生存需求重构为欲望的无限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商品二重性”[4]被鲍德里亚推向极致：当物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取代，消费行为便脱离生存需求的满足，异化为社会身份确认的符号仪式。[5]例如，一件奢侈品的价值不再源于其实用功能，而在于其象征的阶层区隔意义；一次旅行体验的价值不在于身体经验的丰富，而在于社交媒体中“景观化自我”的展演。这种符号操控的吊诡在于，主体越是沉迷于消费的符号狂欢，便越深陷“自我确证”与“意义虚无”的循环困境。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虚假需求”理论，揭示了消费主义更深层的异化机制：资本通过广告、算法推荐与时尚工业，将人的本能欲望编码为“必须被满足”的消费指令。[6]这种需求并非基于生命的真实需要，而是资本增殖逻辑的投射——购买行为成为缓解存在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焦虑本身恰是消费主义维持系统稳定的动力源泉。在此框架下，主体性被双重消解。其一，反思能力被符号的即时快感所麻痹，丧失对异化状态的批判意识；其二，创造性潜能被窄化为消费选择权，人的自由被简化为“在预设选项中点击的权利”。

消费主义的终极统治性在于其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制造“丰裕的假象”掩盖剥削的实质，将阶级矛盾转化为个体消费能力的差异。当工人用分期付款购买最新款手机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似乎在消费符号的共享中达成和解；当环保危机被包装为“绿色消费”的商机时，系统性的生态掠夺便被个体责任的话语所遮蔽。这种意识形态装置不仅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更将解放诉求扭曲为“更多消费”的虚假承诺。资本主义由此完成对人最深刻的异化——不是剥夺人的生存资料，而是使人自愿将枷锁视为自由，将奴役状态误认为主体性的实现。消费异化的悲剧性在于，它让人类在物的丰裕中走向精神的赤贫，在符号的狂欢中见证真实需求的死亡。

（三）生态异化：代谢断裂与文明的自我吞噬

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态暴力，本质上是其将自然降格为“资源库”与“垃圾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代谢断裂理论”深刻揭示：资本逻辑通过无限扩张的生产循环，割裂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代谢平衡。[7]土地肥力的掠夺性开发、森林的工业性砍伐、化石能源的透支性消耗，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环境破坏，更是资本对自然本体论地位的否定——自然被视为无生命的“原材料”，其内在节律与再生能力被强行纳入资本周转的时间表。这种断裂的不可逆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已突破地球系统的承载阈值，将人类推入“自毁性增长”的深渊。

资本的时间偏好进一步加剧了文明的自我吞噬。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始终倾向于现世利益的即时兑现，而将生态代价转嫁给未来世代。这种代际剥削的实质，是资本对“人类物种存在”的时间性殖民：当气候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8]原则被发达国家消解时，全球南方与未来世代被迫承担工业化先发者的历史债务。生态危机由此从环境问题升格为文明存续的伦理学危机——资本主义不仅掠夺当代人的生存尊严，更通过不可逆的生态损害，剥夺后代人作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的反文明性也在此达到顶点。当短期利润积累威胁到物种生存时，其制度仍然选择维护增殖逻辑的优先性。绿色资本主义的所谓“解决方案”，不过是资本对自然的新一轮圈地运动——将生态危机转化为金融衍生品，使森林、海洋乃至空气成为投机标的。这种“生态商品化”非但无法修复代谢断裂，反而通过将自然碎片化、定价化，进一步深化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态异化证明，其发展模式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一个以无限扩张为内在要求的系统，注定在有限星球上走向自我毁灭。生态危机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深刻的墓碑铭文，它宣告了物化逻辑的终极破产，并呼唤一种真正尊重自然节律、承认代际责任的新文明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动力创造新文明形态的生成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9]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辩证法的革命性创新与传统文明基因的批判性转化，在驯化资本逻辑与重构人本价值的张力中，开辟出非对抗性的文明演进路径。

（一）制度辩证法：资本逻辑的驯化与人本逻辑的重构

资本主义的物化统治根植于“资本一般”的自我增殖逻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驾驭。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揭示的“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辩证性[10]，在此被升华为制度设计的哲学原则：资本不再被视为不可撼动的“自然法则”，而是被工具化为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中介。这一制度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双重否定性——既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即“死劳动统治活劳动”[11]，也否定传统计划经济对价值规律的机械排斥，通过公有制主体性与市场配置效率的辩证综合，重构资本的社会功能。

剩余价值的社会化再分配构成制度辩证法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必然导致“财富的积累—贫困的积累”的共生性悖论，而社会主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供给，将剩余价值从资本私有的闭环中剥离，转化为人的发展权保障的公共资源。这种转化并非对市场机制的否定，而是通过制度设计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空间，使经济增长与人的福祉提升形成正反馈循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架构则从权力维度驯化资本逻辑。其通过立法协商、预算听证与基层议事机制，资本增殖的边界被公共意志所界定，防止“市场社会”吞噬“人的社会”。

这一制度辩证法的理论突破在于重构了“公平—效率”的虚假对立。新自由主义将效率简化为资本周转速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观以“人的发展效能”为核心指标，即单位时间内物质财富增长与个体自由扩展的协同度。共同富裕政策并非对效率的妥协，而是通过释放内需潜力、优化人力资本，实现效率的可持续性。由此，资本逻辑从文明演进的主宰者降格为工具性变量，人的逻辑则通过制度创新升格为文明形态的终极尺度。这一辩证法的历史意义在于：资本的文明化并非乌托邦，而是制度性人本主义对物化逻辑的实践性胜利。

（二）文明基因转化：传统资源的马克思主义重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文化基因的批判性激活与创造性转化。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强调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2]并非否定历史遗产的价值，而是警示未经反思的传统可能成为现代性转型的桎梏。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民为邦本”的治理伦理，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中显露出独特的批判潜能。但这一潜能需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过滤，即“公”的伦理诉求必须从道德理想升华为制度设计，“天人关系”的朴素辩证需依托生产方式变革才能获得现实力量，“民本”思想则需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转化为“人民主体性”的政治实践。

这一转化的方法论核心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传统”辩证法。传统并非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在革命性实践中被重新诠释的“活的遗产”。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框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被重构为“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道家“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在生态文明的制度建构中被转化为对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制衡。但这种转化绝非文化决定论的浪漫想象，因为传统价值的现代效能始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作用。例如，小农经济时代的“均贫富”思想若脱离土地革命与公有制的物质基础，便只能沦为乌托邦空谈；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公有制经济对剩余价值的公共支配主导地位，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调节与再分配机制的完善，“共同富裕”才逐步从道德愿景升华为可操作的分配正义原则。

理论重构的终极意义在于生成“具体的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在历史实践中辩证综合为新的文明范式。这种范式既拒绝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化暴力，也超越后现代相对主义对普遍价值的消解。当“天人合一”被转化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纲领时，它既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非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文明基因的马克思主义重构由此证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并非“过去”对“现在”的殖民，而是“未来”对“过去”的救赎。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一切文明遗产唯有服务于人的解放事业，方能真正获得不朽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