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文明思想的尺度是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前提，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展开批判，指明了在资本主义文明下三个方面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是“两个结合”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文明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文明思想相契合，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精神文化的发展营造美好氛围以及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关键词]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批判；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A81；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1—0080—06

[作者简介]徐兴龙，男，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阮李全，重庆师范大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学、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地区武装冲突频发，对社会文明形态的进一步反思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文明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根据不同的文明尺度纷纷著书立说。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文明思想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但是在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文明思想时，我们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秉持文明尺度，才能以此为主线从文明视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本文旨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文明思想所秉持的尺度的基础上，从文明的视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此同时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文明思想的契合之处，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明的尺度：马克思将文明的尺度置于何处

文明问题是近代以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哲学史上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给了关于文明问题的不同观点。黑格尔认为：“举凡一切人世间的事物……皆有其一定的尺度。”[1]之所以存在关于文明的不同观点是由于人们所秉持的尺度有所不同。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的尺度置于何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起初是把文明社会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而现代文明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一文明形态。这主要是受空想社会主义对“文明”的理解所影响。恩格斯赞成傅立叶对社会历史的划分，“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2]。基于此，马克思也将“文明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社会历史发展到文明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的，因为“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3]444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变革，逐渐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自此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理解文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历史的、发展的动态过程，“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4]。也就是说，一方面，文明社会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工，从而推翻了前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文明社会意味着社会的更替与历史的向前发展。除此之外，马克思也将文明的果实等同于现有的生产力，“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5]613马克思还阐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6]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的发展同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是以社会历史的发展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作为理论基础来描述文明进步的。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明确其所秉持的文明尺度是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的，真正的社会文明形态应当是预示着社会不断前进，不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来说都不应当处于后退的境遇。“文明是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文明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演进方向”。[7]虽然马克思将文明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但是从马克思的总体语境中来看，资本主义文明的起源与运行机制都离不开资本逻辑，而资本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矛盾中生成和发展的，这对于预示社会不断进步的真正的文明形态相差甚远。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8]因此，马克思更多的是在批判意义上将文明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而资本主义文明实质上充满了野蛮。

二、文明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揭露

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社会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进步具体以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表现出来。资本主义文明的运行机制是资本逻辑，在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中，物质、精神以及人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更多是野蛮。

（一）资本主义文明下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有限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9]994，并把这个条件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同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9]994。马克思在这里做出了两个说明：一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二是从历史辩证法来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只是一种暂时而非永恒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有其发展限度。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看，资本主义文明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悖论性。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必然寻求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工人凭借工资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造成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随着资本的扩张终会形成全球化格局，同时这也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的扩大发展，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而每当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便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大萧条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当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足以覆灭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革命。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逻辑为运行机制，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具有有限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10]393，当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393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引起了诸多生态破坏现象，使得物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面临困境。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存在物，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生产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从人类诞生以来到资本主义前夕，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界作为人类崇拜的对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萌芽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资本主义的到来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理性的力量蒙蔽了人类的双眼，征服自然的欲望被不断放大，借助于机器对自然界大肆开发，引起了诸多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资本增值的逻辑是引起生态危机的原发动力。换句话说，资本逻辑的存在使得生态危机问题无法解决。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逻辑必然要求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从而获取物质资料，对自然界开发的目的也是为资本增值所服务，所以利润获取第一，生态问题次之。尽管资本主义面临重大自然问题时会进行改革，但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顺利地赚取利润。

（二）资本主义文明下精神文化发展的单一性

马克思认为精神文化是人们关于物质社会生活的观念表达。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交往不断密切，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复杂语言的产生为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文化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受社会物质生产力所制约。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186不仅如此，“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525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文化活动来源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精神文化活动不过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表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实践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必然表现为对利润的追求，在观念中表达出来就是拜金主义或拜物教。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精神文化的发展不断趋附于资本逻辑，成为其追求利润实现增殖的工具。

与此同时，精神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私有制社会中具有阶级性。马克思认为文化受社会关系所影响，受每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统治阶级意志所制约。因此，在阶级社会时代，文化精神总是具有阶级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5]550。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文化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这种精神文化是为资本增殖逻辑服务的，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逐利性。

（三）资本主义文明下人的发展的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在劳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导致工人越劳动，就越贫穷。在这种异化状态下，劳动不再是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而成为摧残人自身的活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5]159也就是说，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受异化劳动的影响无法实现，劳动反而使人感到压抑，使人自身成为片面化、抽象化的存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能是资本逻辑的附庸。

首先，资本增殖的逻辑迫使工人变成了被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工人为了获得生存资料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事实上是购买了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从而不遗余力地通过科学管理和细化劳动分工来支配工人的劳动，更多地榨取其剩余价值。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是工人赖以谋生的唯一手段，但是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淘汰多余的工人，从而形成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在没有工作时只能是挨饿状态，为了生存必须谋求一份工作获取生存资料，因此他们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以便于把自身塑造为能更好地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被资本家雇佣。这样一来工人的发展便是朝着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前进，个人的发展呈现出畸形和片面。

其次，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在资本的增殖逻辑下也朝着片面化方向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9]683资本逻辑的运行不仅生产出来了作为增殖工具的工人，而且还生产出来了为了不致破产而被迫竞争且充满致富欲望的资本家。从这一角度来说，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成了追求财富的工具人，其只能是工具化、片面化的发展自身。

最后，在资本的增殖逻辑下工人与资本家都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成为片面化的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了启蒙的对立面。不论是韦伯发现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都表达了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的抽象化、片面化发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