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动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革命动员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摘要]革命动员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睽诸学术界研究现状，既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宣传和说服教育上，而从艺术手段，如漫画、戏剧、歌谣等层面探讨其同革命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则主要起步于21世纪初，其中漫画与革命动员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革命动员的一个新视角。认真梳理分析学术界对漫画动员研究的现状，综述其动因、组织、载体、内容及作用等，发掘已有研究的视角及成效，对新时代创新动员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漫画动员；革命动员；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77—07

1925年，上海《文学周报》陆续刊出漫画家丰子恺的一些画作，该报的主编郑振铎把这些画作冠之以“漫画”来命名，至此中国才有了“漫画”这一名称。此后，伴随着现代报纸业的发展以及画报的大量出现，加之“五四”时期国民爱国情绪的高涨，众多漫画家们开始将画风转到革命讽刺画上来。这些革命讽刺漫画以其夸张的表现力、笔法的简练性、深刻的讽刺性以及受众的广泛性等特性开始在大众中传播开来。对于读者而言，漫画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冲击相较于文字来说更为强烈，再加上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时刻，漫画便逐渐承担起革命动员的重任。认真梳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漫画动员的动因、漫画动员的组织、漫画动员的内容以及漫画动员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其主要观点，分析其存在的深化研究空间，为继续推进漫画动员研究，创新新时代动员方式提供有益借鉴。

一、漫画动员的动因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漫画动员的动因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为了符合革命时期的历史主题，一些爱国漫画家们主动承担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开始大量绘制一些革命讽刺画，利用漫画这种艺术形式达到普及战事、发动群众的效果。二是当时的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识字者较少，利用漫画这种大众都能看得懂的图画形式来唤醒群众的政治觉悟，消除群众的政治冷漠。三是战时我国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人民的日常生活十分艰难，党的宣传工作缺乏必要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持。而漫画这种简单的艺术形式，不受传播方式的限制，传播形式广，灵活性强，更符合当时的宣传环境。

（一）顺应时代主题，宣传革命任务

漫画的主题风格与特定的时代主题相契合。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逐渐承担起革命动员的历史重任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爱国志士纷纷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方式为抗战助力，他们或参与抗日武装直接投身抗战洪流，或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呐喊。漫画逐渐成为唤醒群众奋起走上革命之路的重要方式。陶少艺认为，抗战漫画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漫画家们开始走上一条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艺术创作道路是必然抉择。[1]段皓煊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为了使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团结起来合作抗日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一些报纸刊物开始大量宣传和抗战有关的内容，向民众普及抗战的必要性，以最有效和迅速的方式来动员群众。[2]在民族危亡之际，各报刊主动承担起救亡的职责，积极向群众传递最新的形势政策，让他们了解战争动态，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符合群众文化水平，唤醒群众政治觉悟

革命年代由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农民的知识水平普遍很低，识字的农民很少。据闽浙赣边界各地1923年的调查统计，文盲占人口90％以上。其中，地处山区的闽西所辖江县250万人口，群众是“扁担跌落地，不知是个‘一’字”。[3]不仅如此，农民在被当时反动统治所实施的封建迷信、宗教以及奴化等思想的奴役下，广大农民长期处于愚昧的状态，思想狭隘，故步自封。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提道：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绝大多数是农民。[4]农民不仅受教育水平低而且对待革命的态度十分冷漠，他们很少去关心国家政治，只顾自己能够吃饱穿暖。红军在早期开拓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每到一处冷冷清清，极少有农民积极主动配合，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好起来。徐子墨认为在中央苏区时期，党根据当时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开始将美术作为动员群众的载体广泛应用开来，例如在路边石壁上大量刷写标语、描绘和战争相关的宣传画，甚至在民居、祠堂、店铺、门板以及凉亭柱子等随处可见党的性质宗旨、革命口号、革命任务目的等宣传，这样可以教育、引导、团结广大群众，提升军民对于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在农村，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不仅要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更要提升群众的政治觉悟。[5]

（三）物质条件落后，符合宣传环境

在抗战时期，由于党主要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领导和发动革命，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宣传工作受到物质、技术、人力等条件的制约。在城市中惯用的报刊文字、广播、街头演讲等宣传动员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无法更好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曾讲道：“我们的党以及群众团体还没有能够打破宣传鼓动工作中的这一传统藩篱，而尽量地去采取与创造新的宣传鼓动的方式。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开始。”[6]段皓煊在研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版画、漫画宣传背景时讲道：“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极其缺乏印刷机器和纸张，而漫画创作需要的设备和人力较少，并且宣传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制作漫画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人力和物资，过程十分的简便，甚至于破布、木头石块这些都可以用来进行漫画创作，很适合当时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艰苦的战争环境。”[2]

二、漫画动员的组织研究

漫画动员的组织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动员主体以及动员载体。关于漫画动员主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以延安时期的华君武、蔡若虹和陈叔亮等和以抗战时期的丰子恺、廖冰兄等为代表的个体漫画家的研究，以及有组织的漫画团体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众多漫画家们，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他们以实现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来敌人为己任，转变以往的山水田园、静态写意的画风，转而投向革命宣传画作中来，他们既是漫画的创作者，更承担着动员群众的角色。关于漫画动员的载体研究主要是以报刊为阵地的静态载体研究和以漫画运动为中心的动态载体研究。

（一）漫画动员主体研究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著名漫画家为代表的个体研究和以抗战时期“救亡漫画宣传队”为代表的漫画团体研究。两者既有相同点又存在着不同之处。相同点在于都是以人物作品为研究对象，不同点在对漫画家个人的研究更偏向于纵向的、结合历史背景的、分时期阶段的研究，而对于漫画团体的研究着眼于整体性的活动及所产生的社会反响。

1.以丰子恺、廖冰兄、叶浅予等为代表的动员个体研究。从“五四”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漫画家的作品创作多以政治讽刺画为主题；以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批判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展现前线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壮举、鼓舞群众团结作战为主要内容；以粗犷的线条、简练的笔法、夸张的表现力以及细腻的感染力展现漫画动员方式的独特性。学术界关于漫画家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丰子恺、廖冰兄和叶浅予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画作主题与革命动员的研究。

李建平研究抗战时期丰子恺在桂林进行的漫画抗战动员运动，讲述漫画家丰子恺是如何在战争年代，以画笔为武器，身体力行，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开展抗日救亡美术宣传的。[7]何淑琪从符号学的视角来分析丰子恺抗战漫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从而探析抗战漫画动员背后的情感表达与深层次的寓意。[8]也有对丰子恺某一漫画集的研究，如研究《战时相》漫画集中所呈现出的艺术追求等。廖冰兄早年的漫画多以描绘民生百态，阐发人生哲学为主，到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他的画作中包含着高昂的抗战情绪，成为以漫画来进行革命动员的又一主力画家。陈卫星从视觉动员的角度来研究廖冰兄的抗战漫画作品，他认为廖冰兄的漫画作品中体现了作者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及立场，显现了漫画批评的社会功能，衍生出一种社会意识的视觉建构，通过漫画所呈现出的视觉吸引力效果从而达到视觉动员的作用。[9]吴继金回顾了廖冰兄从1934年开始发表漫画作品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这段时间里，他本人所发表的一系列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漫画作品，如讽刺蒋介石受制于日本摆布的《标准奴才》、号召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同胞呀！反抗吧！》等。通过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漫画作品，凸显了漫画在抗战时期所产生的社会动员效果。[10]学术界对漫画家叶浅予的研究，多集中在叶浅予刊登在《抗战漫画》中的几十幅抗战漫画作品上，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叶浅予战时漫画的特点。如彭卿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以叶浅予抗战初期的《抗战漫画》作品为考察中心，配合同一时期其他的漫画作品进行风格、手法、作用等的对比，阐释漫画特色流变的缘由和影响，其中也能看出抗战漫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动员作用和影响。[11]

2.以“救亡漫画宣传队”为代表的漫画团体研究。除了对漫画家个人的漫画动员研究之外，学术界还有对漫画动员团体的研究，漫画团体同样承担着社会动员的作用。1927年由张光宇、黄文农、叶浅予、鲁少飞等11人组成的“漫画会”，是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12]到1937年，“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成立，以宣传漫画作品的形式来达到社会动员目的的漫画团体逐渐兴起。其中，研究最多的要数对1937年7月7日成立的“救亡漫画宣传队”的研究。如黄剑武深入分析了救亡漫画宣传队从1937年9月离开上海向南京挺进起到1940年11月由于经费原因而停刊的这段时间里，这一团体在各个地区举行的各种动员活动以及出版发行的各种漫画刊物，并品析了这一团体漫画作品的审美特征。[13]再如李光耀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救亡漫画宣传队的成立动因和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进行的动员活动的探索，进而探寻出了一种困难语境与动员目标交织下的文化范式。[14]周成璐通过梳理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与早期漫画，“九一八”事变后美术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救亡浪潮的兴起，进一步看到在革命年代漫画家们走出画室，走上街头，用画笔激励民众抗击外来侵略的斗志。并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后开展的漫画救亡活动，国统区的美术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区的漫画救亡活动以及境外的漫画抗日宣传活动都做了进一步的梳理。[15]

由此可以看到，目前学术界关于漫画动员主体的研究较为集中，研究的时间段大多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针对个别漫画大家的漫画作品以及对救亡漫画宣传队的动员活动的研究。而其他革命时期以及其他漫画团体的研究相对较少，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二）漫画动员的载体研究

学术界目前关于漫画动员载体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报刊、墙报为主的静态载体研究和以各种漫画运动为主的动态载体研究。两者无论从动员的方式方法或是动员的风格上来说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研究不同载体的动员特征为当下党的理论传播的途径选择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以报刊为阵地的静态载体研究。漫画动员的静态载体多种多样，比如报纸、墙体、木刻、画布等等。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新中华报》《人民日报》以及《半角漫画》中的漫画插图为主的报刊研究。张晓曦、李朝阳研究《新中华报》中的漫画与革命动员，通过分析“三个性”即《新中华报》中的漫画成为抗战动员有力武器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特殊性，分析了漫画可以进行抗战动员的条件、漫画宣传的主旨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的契合以及用漫画这种艺术手段进行抗战动员时所呈现出的特点。《新中华报》中的漫画，以党的机关报为载体，用大众最易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形式来呈现抗战的内容，以达到动员群众扩大抗战优势的目的，充分发挥了报纸的抗战动员作用。[16]侯松涛对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人民日报》中刊登的199幅漫画作品为研究对象，从这一时期漫画所展现出的文艺性与政治性的特征、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功能以及风格鲜明的“敌与我”的形象对比，来说明报刊作为一种承担漫画动员载体的媒介通过漫画这种形象化的艺术表达，会对普通民众的思维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17]除了对报刊这种纸质版的载体研究以外，还有对墙报的考察。“墙报是基层单位和军事政治机关单位的‘党的机关报’”。[18]余玉和黄茹月对中央苏区的墙报与中共早期的革命动员关系进行了考察。首先对墙报的引进历史进行了梳理，墙报在20世纪初期由苏俄引入中国后历经了本土化的发展，到革命时期，墙报成为党的政务宣传的有效载体。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以及与苏区农村的教育状况相适应，墙报在中央苏区发展到了顶峰。接下来详细介绍了墙报的展现形式以及表现形式，其中涉及了对漫画式墙报的研究。最后重点从军事、经济、文化以及舆论导向方面分析了用墙报这种艺术载体对革命舆论动员所起到的作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