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王充哲学思想评述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在我国文化传承和创新战略的大趋势下，应运而生，不断与时俱进。坚持“第二个结合”，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和方法根基，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同理，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汲取丰厚滋养，让自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王充的《论衡》作为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官方思想的一部战斗性著作，以“衡者，所以平万物也”为立意初衷，“论如衡之平”，表现了王充要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衡量一切，批判一切虚妄之言的态度。“疾虚妄”是王充哲学思想的内涵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哲学思想中的客观实在性、辩证批判性和战斗无鬼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王充的哲学思想的贡献及影响进行合理评述。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王充；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图分类号]B2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3—0035—06

[作者简介]周煜宸，男，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宗教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周普元，男，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无神论者。他出生于“细族孤门”，家境贫寒，“祖宗无淑懿之基”；他虽博览群书，却不是一位守规矩的学生，不执着于一家一言，因而与师父班彪产生了思想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当时整个儒学被一些俗儒谶纬化、神秘化，造成了“伪书素文，多不实诚”的社会文化局面。王充对此种现象颇为不满，于是“谢师而专工”，对各家学说进行独立的专门研究，从而为他建立反神学的“异端”思想体系打下了基础。从“第二个结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王充哲学思想的契合性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客观实在性

汉代的宗教有神观念是谶言、巫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组成的庞大杂物，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大地上的山川河流，都成为崇拜的对象。儒家和方士利用劳动人民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宣扬雷电的发生是天的震怒，又胡言，雷电伤毙人畜，击毁房屋和树木，是天对人的惩罚。人们遇到这种灾祸，必须恐惧戒悚，修心积德，以感动上天，使天平息愤怒。这种神学谬论充斥着人们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让人们不去主动认识自然现象，而是永远地被神学说教统治，在自然面前屈服，以求上天的宽赦。实际上，神学谶言的目的就是要劳动人民忍受地主阶级剥削所带来的苦难。

首先，在王充眼中 “天”不是神，他的元气自然论论证了天为物质实体，否定了天有意志论。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是建立在天有意志论的基础之上，在其理论体系中，把天尊奉为人格神，拥有人一样的习性，作为客观世界的最高主宰者。而王充以元气自然论为基础，肯定天的物质性，否定天的人格意志性。“天体，非气也”1，率先提出了体的概念。所谓天地之连，与地的比较指出，“天，体也，与地无异”，“天者，体也，与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设。宅设附地之体，列宿著天之形”1，天地之间的比较，更清晰直观地体现天的物质属性。在确立了天的物质实体性之后，王充又以物自生的自然论，否定“天故生人与物”的目的论，在元气自然论的基础上，批评神学目的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2，在这里，王充既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属性，又承认了自然生成的客观规律，形成了其独有的“天体论”。“万物自生”的自然论继承了道家学派的“自然无为”论，从根本上否定“天故生人与物”的神学目的论，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显然是与当时的“神创论”针锋相对的。

其次，王充坚定地站在天道无为的唯物主义立场，给神学思想以有力的反驳。王充说：“夫雷，火也。”[1] “夫雷，非声则气也。”[2]他认为，雷可能是一种燃烧状态的物质，但又猜测，雷如果不是能够发出声音的物质，就是气体的物质。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发现，王充又做了如下的补足论证：以太阳的热度作为阳，以水作为阴，用“太阳之激气”和阴阳运动之变，科学合理地解释了雷电现象；至于人被雷劈，王充认为，人遭雷击，系出于偶然和不慎，电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感应的必然因果联系。因此，他得出结论，“雷电迅疾，非天怒也。”从而推翻了儒家“雷电迅疾，天之怒也”的谬论。古希腊哲学家卢克莱修·卡鲁斯曾说过：雷电不是由上帝发出来的，而是由于云彩彼此撞击的结果发生的；而闪电的发光，是由于乌云在撞击时迸发出来的火花。这两位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宗教迷信作斗争时，在这个问题上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在世界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堪称东西媲美了。

最后，从王充对自然现象的合理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明确肯定天道自然无为，并阐明了万物的产生，是由阴阳二气交错变化、凝聚，自然而然所致。他的“物自然”“物自生”与“物自成”以物自论排除了“天故生人与物”的目的论，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客观实在性。王充哲学思想虽然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但宏观地解读其哲学理论，不免会发现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与生俱来的内在互动联系。唯物论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而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客观实在性，而客观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因此，在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本身也存在思想义理上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形态，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只是物质的运动状态或表现形式。由此得出，王充的“天体论”也同样证明了天是物质实体并具有客观实在性，其根本意义在于揭示物质形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以此证明物质世界不存在一种超自然之神秘力量的操控。其“天体论”肯定了“天地即物质的思想”，否定了“天”所蕴含的有神论、意志论和等级论，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义理何以结合的内在进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倡物质第一性的视角去看王充的哲学思想，二者无疑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立场，更加贴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意蕴，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必然会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辩证批判性

否定神仙可成，揭露道术之骗是贯穿王充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其辩证的批判性思想在《论衡》的《问孔》《刺孟》《知实》《实知》等篇中均有体现。王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王充这个观点，既破除了儒家唯心的先验论和鬼神、宗教观念的束缚，也抛弃了老子的“恒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思想，而将先秦一些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荀子的“万物之中人为贵，贵其有知”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王充认为，汉代儒家的认识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不外是孔子和思孟学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发挥和扩张。因为他们把谶纬迷信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糅合起来，使之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而孔子这个“生而知之”的圣人，则以预言家、通天教主的姿态出现，进行神学说教。儒生和方士们编造许多预言和迷信，胡说孔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来事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3]。这直接把孔子从圣人抬高到了神人的位置上。针对这种情况，王充从上述四篇文章，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胡言乱语。王充在这一斗争中，首先戳穿这些谎言，破除人们对孔子的迷信。大胆地提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问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1王充认为，孔子不过是先秦诸子之一，他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根本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王充在《实知》篇里，列举十六条事例，驳斥所谓圣人能够先知的谬论。所谓知，就是主动利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和自然规律去探索发现事物的本质和真理。由此，王充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学而知之”、学以致用的学习精神，另一方面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创造了以“实知”为中心的学习观。“实知”的意义在于不仅提出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更主张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倡导学者文士形成一种重实知，“疾虚妄”的实践精神和批判思维。

王充在反对儒家和方士们这种“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神秘主义时，他断言道：“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4]这表明，不仅普通人不能生而知之，即使是什么圣贤，也不能如此，即所谓“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5]照王充的看法，任何知识都是来自感性经验，没有经过感觉器官与客观世界接触，就不可能获得感性经验，从而认识就失去了来源。这里，王充表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他认为知识的来源，不能像谶书秘文所宣扬的依靠神秘主义的凭空想象，而必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缘前因古”，二是“有所据状”。王充又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6]其中的“状”字所指的，就是依靠自己所闻所见获得的感性知识在大脑中的反映。另一种指的乃是前人的知识，即间接的经验。然而前人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间接的知识；但对于前人来说，则是直接的，也同样包括他吸收的间接知识。但归根结底，只有感性知识，才是认识的基础。正如列宁所说：“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像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7]同时，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王充还主张自觉地运用辩证的批判思维达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并指出：“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2他还强调“案兆察迹，推原事类”[8]和“揆端推类，原始见终，由昭昭察冥冥”[9]，即主张认识事物要经过逻辑推理，使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由开始预见结果，由已知了解未知，提倡可知论反对不可知论。这一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使他的认识常常能够深入神学的本质，并给予辩证且理性的批判。因而其哲学思想又表现了一种辩证批判性。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哲学方法，经过不断演变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体系。尽管王充哲学思想中涉及谶纬迷信的批判理论透露着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形式，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与王充哲学思想表现出的辩证批判性仍有内在的相通性，例如“无无体独之精”的形神论，一方面从气、形、知三者关系出发，论证了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哲学内涵，厘清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本质关系；另一方面，“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10]体现了南北朝思想家范缜“形神不二”的“神灭论”意味，蕴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此，其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基本原理亦存在着义理相通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要求主体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在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扬弃现有存在方式，并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现象背后的根本运动“逻辑”，并不断的付诸实践，追求真理。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坚持运用科学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是我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方法论和经验总结。同时，这种辩证思维还体现了一种“知行合一”的科学精神，它不仅是当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世界文明所共同倡导的价值理念。

三、战斗无鬼性

精神既然依存于形体，随形体的消亡而消亡，那么人死有鬼，灵魂不灭，就不符合客观规律。人死既不为鬼，则不能害人。故王充认为：“亡国者，兵也；杀人者，病也。”[11]而不是什么鬼在作祟。王充的无鬼论又是建立在其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上的，特别是在对鬼神的讲解中融入了生活常识、事实效验、自然知识以及逻辑推理等内容，可以说建立了当时较完备系统的无神论体系。在《死伪》篇里，王充进一步对当时流行的人死为鬼、能作祟害人的说法，开展了强有力的批判，充满着不怕鬼的战斗精神。

对于人世间有人认为“确实”见过鬼的说法，王充在《订鬼》篇里，作了接近科学的回答：“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人病见鬼，犹伯乐之间马，庖丁之见牛也。伯乐、庖丁所见非马与牛，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12]这是说，一个久病之后的人，转展床席，思虑过多，生怕鬼来作祟，以致神经官能高度紧张，发生恐怖的幻觉。王充所举的伯乐相马、庖丁解牛的故事，同样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心理学观点。王充认为，伯乐因为专心相马，平时顾玩所见非马者。宋国的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全是死牛，由于精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思所想的，或是各种各色各样的马，或是各种死态的牛，因为他们清晰的意识范围中，排除了马与牛这些客体以外的一切感兴趣的客体，就是不相马、不解牛的时候，意识中也出现了马与牛。王充从疾病、忧惧、见鬼三者因果关系加以类推，并在这里承认，所谓世人见鬼是由于精神上发生幻觉，他企图从心理和精神现象方面去解释所谓见鬼的现象，这的确是一种卓越的唯物主义观点，对鬼神的批判也具有战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