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摘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逻辑意蕴。在历史逻辑上，以“两个划时代”论断为依据阐明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内在关联。在理论逻辑上，从矛盾论阐明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从目的论上阐明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在价值论上阐明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人民性当中。在实践逻辑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遵循原则、坚持方向，突出重点、系统集成，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实效。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4—0047—06

[作者简介]吴文杰，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再宣示、再部署，彰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和使命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探究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有助于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以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决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1]“两个划时代”的重要论断既点明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又为我们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根本指引。根据“两个划时代”论断可以把通过改革手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分为三个时期。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摸索中国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转化为非对抗性质的矛盾，破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目标，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确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从国外经验上来看，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显现，毛泽东开始反思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从国内情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不协调。针对内外部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预先看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弯路”，中国“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p23），并且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p24）。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擘画了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p207）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后，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时期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已经包含了一些改革因素”。[3]（p77）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P439）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蓝图出台一系列具有改革因素的方针政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准备、制度条件、物质基础，实践有力地证明“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5]（p1439）。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6]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长期提及的概念。邓小平指出改革与现代化的关系，“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7]（p150）”邓小平认为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且用“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战略，即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8]”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说明了改革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关键地位。江泽民更进一步指出“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10]胡锦涛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擘画了新世纪新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

总的来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改革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关键作用，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觉、道路自觉、行动自觉。

（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任务之重、矛盾之多、风险之大、挑战之巨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改革“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1]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三步走”总体目标，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赢得历史主动、提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科学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擘画了推进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图景。十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汇聚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攻坚克难，一以贯之、大刀阔斧地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1]”我国通过改革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和整体性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在改革中的主体性力量不断激活，经济跨入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等成就，这些成就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跃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点明了当前一个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核心和关键。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充分证明党推进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二、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一）从矛盾论上来看，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6]在马克思看来，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关于社会发展的人性动力论、自我意识动力论、绝对精神动力论等唯心史观的解释，马克思透过社会历史的表象探究其深层机理，立足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发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冲突决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号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瞄定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矛盾，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之间中的矛盾和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6]习近平总书记举例说明了经济层面上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等问题，社会和生态层面上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存短板等，并高屋建瓴地指出：“归结起来，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6]”这就说明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破除矛盾的目标导向的高度统一。

（二）从目的论上来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形式。制度的变化依赖于物质生产实践，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12]（P79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会被覆灭，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13]（P443），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价值维度。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他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4]（P601）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大地上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实现了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协商制度等基本制度。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指导意义”[15]。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7]（P337）改革开放的作用之一就是“立足长远，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6]。此后，“改革与创新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关键词。

新时代新征程上制度建设“更重的分量”，是因为我们当前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更多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党的十八届三中确定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两句话前一句规定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强调推进制度优势向治理优势转化。围绕这一总体目标，“六个紧紧围绕”明确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党的建设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具体改革分目标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安排和部署，是具有转折性、开创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延续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论断，提出了“七个聚焦”涉及具体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做到“既有管总的目标”，又有细化的改革目标。从时间安排上来看，《决议》共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是“2029年、2035年、本世纪中叶”，既体现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又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相互呼应，是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交汇的生动反映。

（三）从价值论上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旨归上高度契合，二者统一于人民性当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7]（P17）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事业是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取得的，人民性贯穿于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旨归上的高度契合，统一于人民性当中，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心和使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站在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6]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8]“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19]（p146）等论断点明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