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修养的研究演进、热点及展望

[摘要]党性修养在党的建设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1992—2023年CNKI收录的606篇北大核心和CSSCI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样本，采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发现：当前党性修养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但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研究议题的演进经历了萌芽期、积累期和发展创新期，呈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因应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进路、围绕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特征；研究主题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党性修养相关论述，党性修养的历史进程及经验，党性修养的价值定位，党性修养的主体，新时代提升党性修养的实践对策五个方面；未来党性修养研究亟需补足基础概念研究，研究视角注重整体性与精细化相结合，补足经验研究方法并且加强学者、机构间合作。

[关键词]党性修养;文献计量;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4—0061—09

[作者简介]向亦茹，女，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李敏杰，男，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兵团第五师党委党校副校长（援疆），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推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贯通协同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BDJ100）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也是新时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必然要求。当前，党性修养领域相关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新时代涌现出新的研究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党性修养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总结，通过长时间跨度和大规模样本的梳理，全面客观呈现党性修养研究的发文情况、演进轨迹和研究热点，进而分析薄弱环节和研究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兼顾样本数据的规模和质量，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北大核心和CSSCI收录的文献为对象进行检索。检索参数为篇名=“党性修养”或者关键词=“党性修养”，检索条件=“精确”，检索时间为2024年1月21日。为了全面整体地掌握党性修养研究成果，没有对检索时间范围做限定，最终得到相关文献652篇。利用人工的方式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剔除非学术文献及明显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记录606条，以此作为分析的样本数据。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基于Java语言运行环境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通过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探寻研究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和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1]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制作科研合作网络图谱，作者、机构、期刊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排名表，发文量年份分布图，研究热点演进时间线图，直观呈现党性修养领域的整体概况、研究演进和热点议题，并基于对该领域研究概况的系统性把握，勾勒未来研究方向。

二、党性修养研究发文情况

通过发文情况分析，整体把握党性修养研究的成熟度和基本特征。从核心科研力量及其合作网络看，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从重点载文期刊和高被引文献看，已经具备了一定学术影响力。

（一）党性修养研究的核心科研力量及其合作网络分析

进行核心作者和重要发文机构统计并分析其合作网络，有利于把握党性修养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及相互间合作力度。

借助CiteSpace，生成节点497条，连线61条，网络密度为0.0005的发文作者图谱（见图1），生成节点539个，连线73条，网络密度0.0005的机构共现图谱（见图2）。节点即作者或机构，节点大小与发文数量成正比，节点间连线表示相互间合作关系。图1和图2中分别显示了38位核心作者姓名和47家高产研究机构名称。依据普赖斯定律，发文数2篇及以上作者和机构视为党性修养领域的核心作者和高产研究机构。606条样本中符合这一判断标准的学者有38位，共发文86篇，占样本文献的14%，符合这一判断标准的机构有47家，发文118篇，占样本文献的19%，均未达到该样本文献的50%，意味着党性修养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尚未形成。

表1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和机构。从发文作者看，房晓军发文量最高为7篇，其后作者均为3篇及以下。高发文量学者主要来自高校或党干校，研究领域集中在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从发文机构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和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文量最高为6篇，其后均为4篇及以下。高发文机构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党干校为主。可以看出，党性修养领域发文数量整体不高且相对集中，此外鲜有多学科间的交叉合作。

（二）党性修养研究的重点载文期刊分析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分析党性修养领域文献在期刊中的数量分布规律，不仅能为研究者发布科研成果提供参考，也对掌握该领域现有的学术影响力具有意义。

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可将某一领域期刊划分为核心期刊、相关期刊和边缘期刊，每个区域刊载的论文量大致相等，三个区域期刊数量成a0：a1：a2……的比例关系递增，a为布拉德常数且大于1。经统计，606篇期刊论文分布在155种期刊上。可区分出5种核心期刊、25种相关期刊和125种边缘期刊，三个区域期刊数量之比为5∶25∶125=1∶5∶52。核心期刊载文量201篇，相关期刊载文量205篇，边缘期刊载文量190篇。

表2列举了5本核心期刊和排名前五的相关期刊的具体信息。从载文篇数看，《领导科学》是对党性修养研究成果青睐度最高的期刊，载文量达51篇，其次是《党建研究》和《人民论坛》，分别刊载了44篇和43篇。从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看，载文量排名前十的期刊其复合影响因子大多在1.0以上，其中《求是》最高，达到26.05，表明党性修养研究的相关文献达到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从期刊主办单位看，以党报党刊、党校系统、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主管的期刊为主，这与主办单位的职责定位是一致的。

（三）党性修养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频次高一定程度上表明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表3列举了党性修养研究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文献信息。从表格中可知，高被引文献多发表于2015至2019年期间，表明党性修养研究虽起步较早，但直到近年才开始具备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党性修养研究未来可期。党性修养研究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是李海青发表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被引频次达129次。该论文论述了党性修养的价值所在，指出对党性修养的高度强调与典型示范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2]祝灵君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与党性修养》及刘红凛发表的《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抓手与根本保障》被引频次紧随其后，达65次，其余文献被引频次均在60次以下。从总体上看，这些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党性修养的价值定位、提升党性修养的实践对策。

三、党性修养研究议题演进及其特点

运用CiteSpace统计1992年至2023年间各年份党性修养文献发文量，并制作发文量年份分布图（见图3）。通过发文量年份分布图能够直观反映各年份尤其是关键时间节点的研究产出水平。在CiteSpace中选择LLR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并生成聚类关键词为纵坐标、时间线为横坐标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见图4）。“Q值>0.3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S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1]。本文绘制的聚类图谱Q=0.6181，S=0.9064，表明聚类效果令人信服。图4中聚类关键词可以反映出党性修养研究重点关注的几大内容板块，节点的位置代表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节点大小反映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节点间连线折射出关键词的演化路径。通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能够清晰呈现党性修养研究的演进情况。

（一）党性修养研究议题演进的阶段划分

结合党性修养研究的发文量年份分布图和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对党性修养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和历时性变化进行分析，可将党性修养研究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2年至1998年的萌芽期，党性修养研究由冷转热。1992年至1997年间，期刊文献数量少，每年发文量均在12篇及以下。直至1998年，数量陡增至29篇，迎来第一个高峰。1998年为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刘少奇作为党性修养理论的突出贡献者，其党性修养思想成为研究重点。数篇论文以刘少奇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手稿《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为分析依据，阐述了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创立背景、内容和时代价值等。

第二阶段为1999年至2017年的积累期，逐步构建起党性修养理论体系。这一阶段，期刊文献虽偶有下降，但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并在2009年迎来峰值50篇。相关研究的议题也更趋丰富。图4中“领导干部”“党的建设”“党性教育”等关键词节点，表明学术界注重对党性修养的主体、价值定位及实践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第三阶段为2018年至今的发展创新期，出现了新兴研究议题。这一阶段，图4中出现了“习近平”“新时代”关键词节点，体现了党性修养这一研究主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关注重心。围绕“新时代”这一关键词节点，学术界主要探讨了党性修养的时代背景、理论创新、实践进路。围绕“习近平”这一关键词节点，学术界主要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如何指导党性修养实践，以及在理论层面对于党性修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价值。

（二）党性修养研究议题演进的特点

党性修养研究经历了一定的积累，仍然方兴未艾。回顾发展历程，可将党性修养研究演进的特点归纳如下。

1.研究议题的演进呈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党性修养研究的议题在传承基础上发展创新。关于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的研究是学术界第一个研究热点，其研究热度一直持续至今，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和拓展，从“对其内涵、理论贡献等的阐释性研究，逐渐走向学理性研究”[3]，从对刘少奇的修养理论进行研究，扩展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性修养论述的研究。党性修养主体也是学术界持续且重点关注的议题，并呈现从对党员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到逐步关注领导干部、大学生党员等细分群体的精细化研究。在党性修养的实践路径方面，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重点，此后，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教育在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突出地位的强调，学术界对党性教育的研究热度上升。研究议题的演进反映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党性研究的议题既各有侧重，又前后相继，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

2.研究议题因应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进路。党性修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党性修养研究的发展也因应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进路。尤其是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反腐倡廉建设”提至“制度建设”之前，党性修养与反腐倡廉建设的互动关系受到学术界关注。高新民认为“党性修养是打造党的作风和廉政建设思想基础的共同组成部分。党的作风和廉政建设的过程也是不断增强党性修养的过程”[4]。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党的政治建设确立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学术界对以党性修养加强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的关注有所增加。刘红凛指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需要通过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来提高。[5]冯留建认为，铁的纪律要靠加强党性修养来保障。[6]党性修养研究因应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演进，既反映了党性修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表明党性修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