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早年间实现“两个转变”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中对现代性的批判，是蕴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探讨，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通过批判现代性的制度根源、核心表象及其理念内核，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发展悖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启示我们，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影响，走稳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现代性；《论犹太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4—0070—06

[作者简介]周琪，女，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纵观马克思的众多论著，“现代性”这一概念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马克思总是将“现代社会”和“一般社会”加以区别，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现象的批判，为其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作出诊断。因而，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马克思革命实践的出发点，更是其理论思想中的重要范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对犹太人一般本质的批判，马克思超越了鲍威尔的庸俗视野，揭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性。这样的审视与考察折射出来的就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对探寻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审视当今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的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需要更加高度关注马克思文本中的内在精髓，返本开新，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这一重要范式反思审视人的发展困境，坚定不移地走好走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道路。

一、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本质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实质、基础、核心，意味着作为这个现代世界之本质的根据。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现代性包含着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两个基本支柱。1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就“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来看，本就是在19世纪欧洲现代国家与工业发展形成中的现代性现象。马克思对犹太人解放方案的探讨，实质正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

“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于犹太文明的极端封闭性与排他性，基督教国家为了捍卫国教，在政治上长期与犹太人产生冲突。作为基督教国家中的异质集团，犹太民族逐渐成为国家政治上的出气筒，成为政策失败的替罪羊，长期遭受驱逐和迫害。同时，与政治上蒙受排斥不同，以杰出的经商才能而闻名的犹太人在流亡中开展商业贸易，在经济社会中有着极大的金钱势力和影响力，这也进一步造成了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打压。

对于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布鲁诺·鲍威尔提出“废除宗教”。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宗教问题，犹太人无法获得公民权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国家机器都建立在基督教的主宰之下，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存在顽固的宗教对立。因此，鲍威尔坚信，只要在国家层面废除宗教，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开来，同时使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就能够消除对立，进而实现犹太人的解放。虽然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与政治解放相联系的做法使德国的理性启蒙向前迈进了一步，但鲍威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依赖于政治国家的实现。同时，受制于黑格尔哲学框架的思维局限，鲍威尔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设想仍只是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意识领域，仍无法将探究“犹太人问题”背后的视角转向现实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因而在鲍威尔眼中，“犹太人问题”仅仅是置于空中楼阁般的、空想性的宗教问题，无法触及宗教背后所隐含的现代性世俗基础。

与鲍威尔不同，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了“犹太人问题”所暗含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社会的观念、思想和体制，在某些方面实现了人的解放，也产生了现代文明。同时，资产阶级高举“理性”大旗接连发动政治革命，在人们刚刚卸下封建枷锁时，又迎来了日益扩张与膨胀的资本为人的发展所带上的锁链。作为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范畴，以“理性”“启蒙”为号角的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引发了“犹太人问题”的产生。一方面，“犹太人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是随着世界进入“理性时代”后，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引发的人权、平等、自由等价值概念上人们所产生的普遍问题，现代理性启蒙与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情况存在根本性矛盾；另一方面，犹太群体内部所具有的“犹太精神”，其实是伴随瓦解旧秩序的现代性冲击而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人的异化的特殊表现。因而，马克思指出，“犹太人问题”绝不是纯粹的宗教问题，“犹太人问题”的真正根源必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1在这样的意义上，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马克思开启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批判。

二、 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批判

在理性主义与发达工业带领人们朝着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前进时，“犹太人问题”的产生使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人造成的生存困境。因而，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解构，通过对主宰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产生根源的剖析，马克思从制度根源、具体表现和理念内核三个方面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现代性问题做出了彻底的批判。

（一）批判现代性的制度根源——虚幻国家

对于“犹太人问题”，鲍威尔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使人放弃宗教进而摆脱宗教这种“自我意识”的枷锁。而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所言仅仅是一些尚未触及人的解放这一根本问题的题外话，他仍停留在思辨的意识领域，无法看到问题背后的世俗基础和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 ‘当代的普遍问题’。”2进而，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虚幻的国家共同体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批判，是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剖析而逐步展开的。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完全宗教化的意图。马克思认为，每个国家的“犹太人问题”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解放尚未触发的德国，由于犹太民族同德国的基督教国家间存在彻底的宗教对立关系，对其二者的批判也仅限于在神学中移动，所以“犹太人问题”只存在于纯粹的意识领域；在政治解放进行不完全的法国，“犹太人问题”则是政治革命不彻底的遗留问题，只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对立；而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北美各州，国家已经成为纯粹的政治国家，与宗教相分离，然而宗教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因而，“犹太人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1其次，在揭示问题根源后，马克思将现代性批判的视域对准了政治国家。笃信宗教的北美国家的例子已经充分表明，宗教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并不矛盾，但宗教对人的束缚和制约仍然存在，人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进而马克思提出，宗教之所以具有缺陷，其根源就来自于国家的内在本质，所以只有消除自由公民的世俗局限性，才能实现对于宗教局限性的消除。这样一来，对宗教给予人的束缚的局限性的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在面对宗教问题上的软弱无能的批判，即成了对政治国家的世俗性的批判。政治国家才是制约宗教解放乃至个人解放的重要因素，只有将宗教批判的视野转向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基础政治国家的批判，才能真正地探寻到“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所在。最后，马克思还透彻地指出了政治国家在个人与个人自由间所扮演的虚假性角色。马克思指出，即使完成了政治解放，也无法彻底地摆脱个人的悲惨境遇。虽然从表面上看，政治解放将人们的政治生活从宗教的控制中脱离出来，但实际上，宗教的主导地位只是由政治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宗教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无法完全打破宗教的枷锁与束缚，其中，政治国家就扮演了在人与宗教之间的中介角色。通过政治国家的无神论角色，人们在表面上宣称自身的独立，私下却依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个人将自身全部的非神性、无约束性全部寄托于政治国家，以期望能够实现个人解放，然而事实上，国家的政教分离并不等同于将人的自由归还于人本身。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成了宗教束缚个人自由的合理外衣，政治解放不仅没有实现个人解放，反而加剧了人的异化。

（二）批判现代性的核心表象——人的困境

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犹太人问题”背后所折射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进而马克思开始探究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真正动因，将目光转向了现代性得以发生的栖身之地——市民社会。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首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间存在对立。沿用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的观点，马克思更进一步地看到了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市民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人同自身相对立的利己生活，在这样的利己生活中人的活动也产生了异化的表现，个人存在着自身的发展困境，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典型表现。因此，马克思展开了对人的发展困境的全面揭示。

资本主义现代性下人的活动的异己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利己生活使个人自身存在分裂与异化。“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2当宗教被政治解放驱逐到市民社会的领域，市民社会中的政治因素也在被不断地抽取以形成国家，而这时的市民社会也完全地堕落成了只代表私人利益的纯粹领域。人的现实世界也被拆解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只是被视为类存在物的个人要参与公共事务，维护集体利益；另一部分则是现实的个人在市民社会中只考虑私人利益，过着利己主义的生活。这样“自由的公民”与“利己的私人”相矛盾，个人因双重身份间的利益差异而始终处于混乱与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因利己主义的存在而异化。政治解放为人们带来的一个显著进步就是：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可以依靠自身能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改变自己的地位，而非像以前一样被永远地固定在某一阶层内部。这样一来，以个人为本位、私利至上的个人就开始把他人看作自身向上攀爬的阻碍和自由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彼此分离、对立、仇视。同时，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所谓的人权不过是市民社会中利己的人的人权，这种人权不仅不能使人团结、联合在一起，反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因为市民社会中人权对自由、私有财产、平等和安全的规定，都只是那种作为独立单子的，与共同体分隔开的个人对自身的利己主义所设置的保障。因而，市民社会的利己生活使每个人都分散成孤立的个体，隐于自己的洞穴独自积累财富，与他人处于竞争与对立的状态，生恐失掉自己的私有财产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既得权力。人与人连接的唯一纽带只是个人“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1。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个人真正的成为现实的人，“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2，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三）批判现代性的理念内核——“犹太精神”

马克思对政治解放问题的剖析最终落脚于市民社会中的利己生活，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典型表现，并提出要消除这种异己表现来实现人自身的全面解放。然而，仅仅注意到市民社会、注意到市民社会中的狭隘表象是不够的，想要彻底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做出批判，还必须批判使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内核——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在“犹太人问题”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深入犹太民族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内部，对犹太民族所贯彻的“实际需要，自私自利”3的犹太精神展开了系统而深刻地批判。

对犹太人这一群体生存的世俗基础加以系统审视和整体性考察后，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做生意”，犹太人世俗的神则是“金钱”。长期以来，作为异质集团，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始终存在于基督教国家当中，根本原因就在于：“犹太人的实际精神——犹太精神——在基督教社会本身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得到高度的发展。”4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和金钱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代表着金钱至上的“犹太精神”。犹太人不仅自己掌握了金钱势力，更超越了宗教的界限，以金钱的强大力量影响左右着其他个体，将犹太民族的“犹太精神”发展成了基督教国家中人民的实际信仰。在“犹太精神”的掌控下，金钱已经成了跃居一切宗教神灵之上的至高神明，它将一切都转化为商品，成为彻底奴役和支配人类的精神力量。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宗教对立基本消除的北美，“犹太精神”操纵着市民社会，基督教职变为商品，神职人员做起了买卖；在自然观上，鱼、鸟、植物等一切生灵都成了财产，这样被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实际的贬低；在金钱面前，理论、艺术、历史等通通被“犹太精神”所蔑视，甚至人的类关系、男女关系等也成了买卖的对象，妇女也成了买卖的商品。随着政治解放的完成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犹太精神”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巅峰，使得世界变成了被“犹太精神”所形塑的犹太人的世界。在被“犹太精神”所主宰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类联系都被割裂开来，取而代之的是自私自利的需要和对金钱的狂热崇拜，世界也因而分裂为相互敌对的个体的世界。在这样的意义上，就“犹太人问题”而言，马克思认为，“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整个社会以及人类该如何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