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空叙事表达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其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基于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中徐徐展开。从时间叙事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肇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中，历经文化重建、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四个阶段，始终如一地承担着历史使命。从空间叙事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推进的文明空间叙事、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交融统合的地理空间叙事、系统集成与重要一隅交叠发展的结构空间叙事、人本逻辑超越替代资本逻辑的制度空间叙事，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担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既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理论指南，也为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叙事表达；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5—0013—08

[作者简介]唐璐尧，女，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罗志佳，女，博士，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既需要物质力量推进，也需要精神力量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文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准确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及价值意蕴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交织共振的创新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荣滋长的，其思想深邃、内涵深厚、高屋建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频频论述宣传思想工作，以全局性的视角对宣传思想工作进行战略部署。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了“极端重要”的判断，并指明意识形态同宣传思想工作的关系，“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将意识形态纳入了文化的核心范畴。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创造性地纳入了“四个自信”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将文化擢升至了事关国运兴衰的重要战略地位，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鲜亮底色。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使命”这一新概念，中国共产党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层层展开，形成了文化思想生发的巨大张力，并使其成为文化思想创新的核心质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以更为深刻的主体意识给文化增添了使命担当的崇高意味。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使命”作出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提炼概括，推动文化建设同宣传思想工作有机连结。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深远的战略考量不断擘画阶段性目标，在实践创制中形成了一系列对文化建设的创新洞见和全新总结，在破立并举、守正创新中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做出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1“七个着力”的提出紧扣新形势新任务，将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紧密结合，促使文化思想愈加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担当。与此同时，“七个着力”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必备要素，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阔的全球视野深刻洞察人类文明态势，解决人类文明问题也随之成为文化思想的使命逻辑。因此，此时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具有治理意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而是文化在社会发展、民族振兴、文明进步等几个层面具有精神动力支撑的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两个结合”“四个自信”“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七个着力”等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概念，这些理论创造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及世界担当，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意蕴愈加充盈。基于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不断丰盈的内涵阐释，可以从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两条脉络中探明它的叙事表达体例。从时间逻辑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更新的实践场域中顺势而进，紧紧围绕时代使命使得文化建设不断出场，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形成了文化使命的历史叙事长链，逐渐形成了用文化来回答时代问题的使命逻辑，文化治理功能得以充分彰显。从空间逻辑上来看，在新的时代方位，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形成了新时代强国话语表达的新语境，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的文化自信、宽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时代意识、宏阔的全球视野，既确保了中华文明“不褪色”，又科学地回答了人类文明发展之问。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间叙事

以文化为叙事框架、以中华文明为分析单元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文明以其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基因不断为中华民族传承和赓续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丰盛的文化传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对于塑造中华文明现代化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2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将国家前途命运同中华文化发展紧密关联，充分发挥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价值引领力，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从文化救国、文化立国到文化兴国再到追求文化强国的环环相扣的独特文明发展道路，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虽然是新时代的新论断新观点，但是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对“新文化”的求索与塑造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既遵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又以“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的创新精神孕生出了伟大的文明实践，推进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文化革新及自我文明塑形，找到了把握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叙事的逻辑进阶。人类文明的历次展演始终伴随着文化的进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依据时代任务的历史变迁为文化形态增添新的时代元素，由此不断催生出“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为救国、立国、兴国及强国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逐渐构筑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景。在新文化的创生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力量不断得到充实，因此探寻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百年文化建设的时间叙事，就找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厚重的历史积淀。

（一）文化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同盟的猛烈冲击下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溃败境地，中华文明断崖式下滑被冠以“落后文明”之标签。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灾难深渊的根本原因并非“技不如人”，器物与制度之变并非反帝反封建的有效武器，对“文化向新”的现代化探索才是救国之路的重中之重，破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文明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麻痹是关键所在，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担负文化使命的历史逻辑起点。

在中西文明的冲撞激荡下，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经历了从鄙夷不屑到偏执艳羡的过程，纷繁思潮此起彼伏，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全盘西化”的魔鬼论调都使中华文明濒于危险之境。面临文明危机与精神危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在可能性层面得到确证”。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精华若意欲于中国大地落地、扎根、结果，深度融入于中国、应用于中国、发展于中国，就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供给能力以重塑中华文明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宣传及借鉴运用，完成了从理论建构到理论扎根的过程，使得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改造为中国革命文化形态。由此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旗帜，为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提供了价值保障。

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多知识分子对“旧有之孔教”和“新输入之欧化”采取二元对立之态度，这一思维取向并不利于反帝反封建时代任务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打破中西文化对立观挽救精神危机，毛泽东进一步为“新文化”话语范式赋予新生，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这一新的文化样态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及大众性。其一，关于民族性。文化民族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是唤醒民族意识、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所在，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遵循“不要向西看”的逻辑理路，主张中华民族应形成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及尊严。其二，关于科学性。中国蒙昧时代封建制度根深蒂固，服务于旧社会的封建文化是现代化探索之路的毒瘤，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遵循“不要向西看”的逻辑理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时弊的良方，建立服务于新社会、新政治、新经济的新文化，为打消封建制度根基提供文化新动力。其三，关于大众性。人民大众应走出“象牙塔”发挥其主体性作用，避免陷入“无兵司令”的被动境地，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从而使得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向前看”接续探索中华文明发展新方向。

（二）文化立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呈现百废待兴、民生凋敝之面貌，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基底孱弱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此时中华文化急需向现代化转型，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现代化精神特质，因此“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3以实现“文化立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遵循“除旧”与“布新”相结合的逻辑理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实践场域。首先，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除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完全解除中华民族精神危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社会思潮仍纷纭杂沓，“以西为师”“尊孔复古”等传统观念仍残留于知识分子思想中。在全员全域中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内化于人民群众心中，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枢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宣传，有利于铲除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剥削思想。其次，确立“双百”方针以“布新”。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氛围颇显沉闷，钳制思想只会扼杀科学文化之效能。对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开门整风，“双百”方针充分尊重学术规律及研究自由，为文艺创作和科学技术的蓬勃生长营造优质环境，此后文艺精品发荣滋长，为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断注入新活力，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更迭创造取得了“立”的历史成就。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即对于传统文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剔除封建糟粕不加以使用，充分挖掘传统精粹为今天所用，使传统文化实现道统重铸与活力再现。对于外来文化，要积极汲取各国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我国所借鉴。既不可厚古薄今，也不可崇洋媚外，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文化博采众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注入丰富内涵，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新鲜血液。

（三）文化兴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性的重要会议使过去一段时间内曾出现的文化停滞局面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序幕由此徐徐展开。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追求“中国特色”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发展整体所呈现出的关键词，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也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呈现出中国化、现代化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