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的再思考

[摘要]邓小平在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论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任务下，有必要对这一论断进行再思考。邓小平作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并非凭空捏造的“飞来峰”，而是具有集“理论、历史和现实”一体的生成依据。这一论断蕴涵着深刻的实践意蕴，集中彰显于“主”与“客”“破”与“立”“穷”与“富”“内”与“外”“进”与“稳”的关系范畴之中。深刻领会“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论断，淬炼出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历史启迪，必须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正确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价值取向、以“两个是否”为评判准则、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为行动遵循，为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第二次革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5—0036—08

[作者简介]张福雲，男，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吴常柏，男，法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执政规律与社会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30多年前，邓小平在把“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看成“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首次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确立了“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回答了“为何改革开放、何为改革开放、何以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问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上，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2，凸显了“改革开放”是“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的战略地位，彰显了“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极端重要性。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3，为新征程上持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要求。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剖析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的生成依据、把握其实践面向，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的生成依据

任何一种全新概念或是全新命题的登场并不会凭空产生，总有其具体的理论来源、历史依据和现实背景。追根溯源，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革思想的一脉相承，亦是对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的全面把握。

（一）理论依据：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改革思想

新的理论产生都是从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发展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探索是邓小平作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判断的立论之基。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批判从前一切哲学将历史归结为唯心主义的观点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因素，形成了涵盖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科学技术等在内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改革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任何事物无时无刻都处在不停地发展变化运动之中，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再到高度完善的变革过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样，“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需要依靠“改革”日臻完善。第二，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改善……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2列宁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可以通过自我改造或是改革来实现，初步找到了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三，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并且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即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得以不断地解决。简而言之，邓小平秉承了“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造”思想的合理部分并结合现实情况的要求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加以阐释，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论断。

（二）历史依据：汲取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注重学习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论断，具有深刻的历史依据。一方面，何为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第一次革命”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从根本上打破了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为实现生产力的彻底解放创造了历史条件。而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原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根本性、深层性的变革，从而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这一意义而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的观点，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理论、政策和观点，成为我们党和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但同时，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党内存在一定的“左”的冒进思想，加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邓小平正因为在汲取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才提出了“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的重要论断。

（三）现实依据：基于国内发展滞后性和国际新科技革命的时代考量

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顺应现实之需、时代之要。一是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邓小平分别在1984年5月和1985年3月两次讲话中指出，在当今世界众多问题中，和平问题（东西问题）和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真正大的问题，并且，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邓小平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科学判断，也是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的重要时代背景。二是当时国内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是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内生动力。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2这是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前夕基本国情的清楚认识，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时国内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深刻揭示了“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三是国际新科技革命发生“质”的飞跃，是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外部动因。20世纪80年代，新科技革命出现了迅猛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先后出台了高科技发展计划。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不仅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更给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对此，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战略眼光，深刻认识到不进行改革，就无法与世界接轨，也就无法更快更好地发展高科技。概而言之，只有进行像“革命”那样的“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发展中国。

二、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的实践面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3，理论只有联系实际、聚焦现实、付诸实践才拥有无比的魅力。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除了拥有深厚的理论内涵，还具有深刻且丰富的实践意蕴。为此，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断不仅要从理论维度去阐释，更要从实践维度去把握。全面剖析“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实践面向，主要从“主”与“客”“破”与“立”“穷”与“富”“内”与“外”“进”与“稳”之间的关系去科学理解，以此全面把握这一论断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

（一）“主”与“客”：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百年来的思想路线，也是推动和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思想前提，体现了改革“主”与“客”的辩证关系。一是把改革当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首先要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邓小平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4对此，解放思想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只有人们思想解放、开动脑筋，才能保证改革事业顺利开展。二是把改革当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如何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改革事业顺利开展，邓小平找到了答案，即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三是把改革当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为此，进行改革、促进发展，既要防止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唯书论的错误思想，又要防止夸大实际、保守、落后思想。

（二）“破”与“立”：计划与市场

计划与市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核心概念，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改革过程中核心的议题。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集中表现为“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即破除旧事物、建立新事物。这一辩证关系是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论断的深层表达，例证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为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一是破除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属性。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明白、搞清楚，一度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区分姓“资”姓“社”的唯一标准。但随着改革和实践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多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述，打破了“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思想迷思，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二是打破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破”就有“立”，“破”就是为了“立”。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不断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的观点。质言之，改革就是要打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这一“破”一“立”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两条根本原则不动摇4，确保改革目标不变、方向不偏、立场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