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原则、科学内涵与经验启示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遵循谨慎稳重的工作方针、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紧紧围绕如何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与实行团结互助和强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了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新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同志在民族工作上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成功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深刻而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5—0044—08

[作者简介]武雯宇，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高进，中共新疆区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1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将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推动了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西南的民族问题，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缓解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举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发展民族经济作为观察民族地区的基本标准，抓住了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发展问题2。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们党在西南地区的各项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对我们落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有极大启示。

一、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多民族的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尊重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坚持同少数民族商量”等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方法和原则，对做好民族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谨慎稳重的工作方针

谨慎稳重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地区存在各种落后的经济社会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少数民族自身的进步和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民族地区社会制度不仅成为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但是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社会教育程度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和宗教关系都十分复杂。邓小平在处理西南民族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使民族团结工作前进一步。”1在推进民族工作的进程中“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2。为了做好西南地区减租土改的工作，邓小平在《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土改要具备条件才能进行》《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关于减租退押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批示和报告中都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强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土改要慎之又慎。以《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为例，邓小平指出“对彝民工作千万不要性急”“不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企图去进行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事宜，如果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则可暂时组织汉彝联合性质的各级政府，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说”3。这种谨慎稳重的工作态度，保证了民族地区各项改革的稳健性和可行性，避免了因急于求成带来的不良后果。邓小平同志指出除土改减租以外，其他经济改革和税收方面也要根据当地人民的愿望来做。比如，在涉及到是否在西康成立贸易公司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些人不赞成，我们就不着急干”4，等到各少数民族自己提出来了，我们再推进。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谨慎稳重不是就“就睡起觉来”，而是要“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5。邓小平同志针对民族工作坚持谨慎稳重的工作理念，体现了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复杂性和敏感性的深刻认识，是对民族工作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预估和应对，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稳健而有远见的指导，凸显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为民族地区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实践指导。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即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和实情。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时指出，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各项工作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6的工作态度。我们不仅要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老老实实”，“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7。具体而言，“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在制定政策时应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8，避免简单地照搬汉族地区的政策而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简单地将汉族地区的经济政策直接应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忽视这些差异，导致政策的不适用性和效果的不佳。邓小平同志认为，调查研究是发现和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基本途径，是落实实事求是的关键环节，他鼓励深入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情况。在谈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时，邓小平同志谦虚地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11950年，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2这次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基本上摸清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为西南局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3此外，在面对少数民族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并非等到摸清全部情况后才开始考虑具体工作，而是把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和及时地解决问题、开展工作联系起来。他要求一面调查了解情况，一面开展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再深入调查研究。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是一个不断地把民族工作的实际与各级干部的认知统一起来的过程，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民族问题，妥善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保证。

（三）坚持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

民族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涉及到少数民族方方面面的工作，为了保障民族工作正常有效地开展和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强调，“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4，做任何决定都要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必须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方可实行。邓小平同志指出，同少数民族商量绝不是走走过场，搞搞形式，而是有其具体的要求和标准。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必要性。一方面，同少数民族“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5，将少数民族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并积极地耐心地向他们做工作，解释我党政策及共同纲领，帮助他们改造和进步”6。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党在民族地区的群众基础，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需求、呼声和愿望，并在实际工作中将他们的需求纳入政策的制定范围，使各族群众信服，并自发地投入到当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其次，要充分认识到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广泛性。商量的广泛性不仅体现在涉及的议题范围，即所有的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7，还涉及商量的主体，即同共产党员、党外人士、旧的工作人员、上层分子、农民等等进行商量，以及商量在时间与空间的延展性即长期的、持续的交流与协商，最终建立起各民族稳固的深层次的信任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最后，要深刻认识到同少数民族商量的标准。所谓标准就是我们在推进民族工作时，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能够推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需要推迟。邓小平同志认为“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特别要争取上层分子的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8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要坚持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工作方法统一到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上来，同时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法贯彻到处理少数民族内部关系的工作上来的具体运用，是邓小平同志真正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的具体实践。

二、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社会内容。

（一）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历史进程的发展往往源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演变，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形成往往与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直接相关，因此，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深入到社会经济关系领域的内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就认识到要“管理生产，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讲红七军还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2，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在处理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要实现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就必须要在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上不断创造条件。经济问题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问题，“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3。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涉及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还涉及到日常民生，例如“以前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现在可以买肉吃”“过去盐一元一斤，现在只要九角九分”4，这都算经济问题。就是在这些极小的经济问题算大账，不断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能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5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民族地区发展严重滞后，这种状况限制了良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的稳定。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6。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1987年，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谈到西藏时说，“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7。199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8，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出现。此外，邓小平把发展作为衡量民族工作的关键。邓小平同志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同志首次将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并将其作为评价民族地区的标准，是唯物史观在探讨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上的科学应用，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律，这些精辟论述，为民族工作确立了衡量得失、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二）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

邓小平同志指出，“民族政策是要我们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9民族平等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民族团结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加强和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创立和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走出了一条成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就体现了“不分民族，均可接受为党员”的民族平等思想。邓小平同志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一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原则。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就努力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通过决议、布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同时让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是“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1。这些举措有力地打击反动势力在民族地区的统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信心和爱国热情，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在领导西南民族地区的工作中，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2。在民族干部培养上，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消除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不对等状况，就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3。邓小平同志认为消除隔阂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前提。必须要抛弃掉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1953年2月，他客观中肯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三年多时间的民族工作，指出当时“已经根本改变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现象，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真正的民族平等”4。1979年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5。邓小平同志不仅充分肯定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废除民族地区阶级压迫、剥削制度和对于奠定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时间、条件和性质给予了科学的界定和阐释，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解释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