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跃升：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摘要]“主体”是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开始便一直存在和发展的观念，如今受到了现当代哲学的批评和诘难。马克思揭示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是困住“主体”的牢笼，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奴役“主体”的现实土壤。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主体”思想的内在旨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构建新型“主体”，体现在以“人民主体”超越了“资本主体”，以“自为主体”超越“自在主体”，以“交互主体”超越“单向主体”。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跃升的多维度分析，才能真正读懂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型主体的本质要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主体的跃升；资本逻辑；人民主体；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5—0071—07

[作者简介]邓建华，男，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熊谷子，女，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的“主体”这一哲学概念是指“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对“主体”的追问，实际上是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的实现路径的追问。“主体”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曾以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为内容创造了它的辉煌历史。然而，20世纪以来，“主体”的境遇急转直下，现当代哲学洞见了“主体”的生存危机，但他们将其归咎为“主体”观念本身的不合理性。因此，“消解主体”逐渐成为一种共同态度。马克思认为，近现代西方“主体”观念备受批评，归根到底是囿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自否性。资本取代人成为主体，却使人堕落为客体。因此，要于现代性中解救“主体”，实现“主体”的复归和跃升，就要通过革命实践改变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即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对于人之主体与现代化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项基本原则和九项本质要求，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属于人的现代化、就是主体于现代的复归与跃升，是马克思关于“主体”思想的当代诠释，深入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跃升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二、价值主体的转换：以“人民主体”超越“资本主体”

资本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特殊的活动历程和内在发展规律。马克思批判了资本的逻辑，通过对“拜物教”的阐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劳动者主客颠倒的状态，并从资本逻辑的基本矛盾中找到了新型主体生成的客观条件和路径。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资本与近代形而上学建制中的“主体”既有形式上的同构性，也有内容上的互异性。[2]

在同构性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与近代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提出了“资本主体”概念。在现实的生产领域，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无限地增殖自身，这就要求资本必须创造出能够施展自身的空间，把一切都纳入资本逻辑所规定的世界。首先就要保证和扩大商品的流通。生产本来作为保证人的生存和一切活动的前提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原初目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现在却抛弃具体转而追求抽象的价值，因为只有同质化的价值才能够进行比较和换算，并得以投入商品交换市场。卢卡奇强调，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而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构成一种有关联的统一。[3]这种极致的“同质化”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的结果，也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压倒一切做足铺垫。这就是说，资本获得了统摄一切的力量，展现出唯我独尊的极权主义，而这套行径与近代形而上学中理性的绝对化的发展趋势达成共识。按照近代形而上学的发展逻辑，主体要扩展自由，就必须壮大理性的力量；主体对自由的要求越彻底，理性就越发展出压制一切的“同一性”力量，成为万物的最高尺度，成为“主体”的新的代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这一行径的体现。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是活的实体，客体不过是主体的外化，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里的唯一主体，而人不过是“绝对精神”主体运动的一个环节。在现实世界里亦然，人不过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和环节。“绝对精神”从自身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演绎又回到自身，抹杀了一切事物的异质性和丰富性。而人也依附于现代工业管理和流水线设备的固定元件，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类存在物。资本本性的“同质化”要求与近代形而上学中理性的“同一性”原则一拍即合，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两大支柱。因此，资本实际上已拥有理性的同等地位，具有类似于“绝对精神”的“主体”的形式规定。

在互异性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资本对劳动主体的奴役，提出了资本主体“反主体”的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资本与近代形而上学的“共谋”带来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主体，赋予了主体部分自由的同时又颠倒了主体。“资本主体”的“颠倒性”就在于，主体一定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而资本本身并不具有自我意识，也不具有能动实践，但它支配着大量劳动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能动实践，这种权力结构不仅证实了资本的“主体”形式，同时也揭示了资本逻辑是一种“颠倒的”主体，是一种“反主体”。基于此，海德格尔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他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5]，这也暗示着主体在现代面临的生存危机。资本虽在形式上具有“主体”的外观，但资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却是“反主体”的过程。

近代西方的“主体”观念备受批评，归根到底是囿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自否性。实际上，这一“自否性”就内含于“资本主体”之中。资本以增殖自身为目的追求全面发展的生产力，但其自身也受困于狭隘的生产关系当中，它既自我扩张，又自我限制，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马克思从这一矛盾中发现了资本具有“自我扬弃”的规定。[6]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自由实践的可能性条件将同时被生产出来。彼时，人们将在自觉性中重新找回主体的地位，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资本克服了自身的界限，意味着“资本主体”实现了自我扬弃。因此，“人民主体”与“资本主体”并非简单的横向替换关系，而是既批判又继承的扬弃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体”批判的理论，为推动新型“主体”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是宰制一切的深层逻辑。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道路。这一崭新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消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客颠倒的异化局面，以“人民主体”的社会扬弃和超越了“资本主体”的社会。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确立并捍卫了人民和最广大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地位。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了对资本的驾驭之路，资本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生产也不再是支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资本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具。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取代人成为主体的本质完全不同。要将资本控制在联合起来的人的支配之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同时规避其负面性，这一点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对资本以及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才能做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培育的主体并非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是全面发展着的人，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它把个人自由与共同体、与自然的良性协调发展相结合，关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8]，而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9]，劳动和劳动者得到充分尊重，整个社会着力于建构良好的劳动环境和个体的美好生活，集中体现了对“人民主体”的关照。以“人民主体”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体”，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是中国式现代化于主体之维取得的文明成果。

三、能动性的生成：以“自为主体”超越“自在主体”

主体的跃升也是主体由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人之主体在资本主体的遮蔽之下，往往只是消极的自在主体，还不是积极的自为主体。因此，这一过程以“人民主体”的确立为前提，是广大劳动群众从资本支配下的价值增殖的手段发展为革命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的历程。

如果从头而论地考察主体的发展历史，就会得知主体的理想规定性就在于其具有能动性。古代西方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思辨时，他们与自然界尚处于物我不分的境界，主体的问题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但西方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种“求知”气质，就“求知”而言，必然有一个“求知主体”作前提，因此已经内含着主体的问题。主体的确立——这一西方哲学发展的重大事件，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确立了“我思”，“我思”将人的理性部分从混沌的物的世界中剥离出来，开启了理性征服外部世界之路，主体寄希望于理性来实现自由。就此而论，人之主体并非在于人是实体，而在于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一种积极能动的地位，失去了这种地位，人虽然还是作为实体的人，但却不是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体的存在和发展，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有关。马克思探讨了现实的人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现实的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改变外在世界和环境，同时也改造着人自己。“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0]，这意味着，主体的发展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关于主体的所有秘密只能到实践中去寻找。在对“主体”观念的发展方面，因为唯心主义中的“主体”是一种“求知主体”，其能动性仅体现在理性方面，马克思所作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批判了唯心主义对主体能动方面发展的抽象性，从实践出发而非从理性出发去理解主体的能动性。

马克思认为，主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资本逻辑所构建的社会就处于“物的依赖”阶段当中，相比于“人的依赖”阶段，主体在对自然的关系上初步具有了独立性，但在对社会关系上还被物所左右。在这种关系下，人的自我确证不再以其本质力量为依据，而以外在于他的某物为依据，例如他所拥有的以货币为代表形式的物质财富。主体要成为自为的存在，其前提就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存在，拥有自由的意志。而在“物的依赖”状态下，并不具备能够使主体独立自主和发展主体自由意志的现实条件。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资本增殖对劳动主体的支配激发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不断累积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对于个人而言，他只是从属大工业时代下庞大生产机器的整体，一旦脱离这种生产机器，个人就会产生对生活的焦虑和对生存的恐惧。因此，个人为了生存，必须向着先进的生产力靠拢，即适应分工的细化和技术的专业化。他的学习和发展方向都依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市场需求而定，他将自己刻意地以商品的姿态摆放在资产阶级的面前，作为他人需要的物品或客体，而不是发挥自己乐意发挥的创造性天赋才能，不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劳动主体。主体的发展被窒息于一种“工具理性”之中，充斥着片面、破碎和狭隘。真正说来，实践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活动，作为确证自我和发展自我的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越劳动，他就失去的越多；他失去的越多，他就更依附于这种劳动。在这种劳动的异化状态下，主体不能依靠自身，不能信任他的实践活动，而是处在对外在力量的依赖关系之中。因此，他不是一个积极的自为存在，而是一个消极的自在存在。这种“自在”，就在于主体没有也不能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自为”，就在于主体能够发挥能动性，以追求自由的价值而活动，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