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探究

[摘要]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特质的形成，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必然结果，又是建立在中国“和谐”理念的哲学基础上。通过对这一特质进行历史总结与当代转化，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思想指引。要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中探索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中华文明；包容性；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6—0054—07

[作者简介]左淮景，女，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宏伟，男，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1]4这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提供了思想遵循。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理论渊源、当代价值，探索优化路径，对于推动“第二个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理论渊源

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就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出发，基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追根溯源。考古界已经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地区独立形成，而是多个地区融合建立的。同时，中国古代哲学所倡导的“和谐”理念，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重要思想根源。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性。“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典籍《周易·乾卦·文言》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龙”象征才能和德行极高的人，“田”则代表民间或基层。这里的“文明”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和平盛世的期待和向往。“中华”一词最早出现在天文学古籍《天文经星·中宫》中：“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可见，“中”是居于四方之中的意思。古代华夏民族大多在黄河南北建立都城，由于其地处四方之中，文化昌盛，所以被称为“中华”。后来疆域逐渐扩大，所辖之地，都被称作“中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沿用“中华”一词称呼中国，这里面不仅有地理层面的含义，更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这一术语，正是对“中国的文明”的美称。

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在中华文明最初起源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就展现出其他古文明所不具有的特点，即以中原华夏地区为核心，与周边族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终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文明。现代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其起源的各个因素不是在一个地区独立产生，而是在多个地区分别发展、逐渐融合形成的。中国人一直自称炎黄子孙，把炎帝和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传说黄帝建都于新郑，新郑刚好在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可以说是中原文明的代表。炎帝建都于陈，陈在淮阳，因而炎帝是南方文明的代表。与古老传说相对应的是，现代考古研究发现，中华文明不仅孕育于黄河流域，而且诞生于长江流域，“两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最终融合为中华文明。此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哲学教授陈来也在《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故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由多元的区系文明不断融合而成，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的文明为核心，核心与周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2]可见，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于两河流域，由多元的民族相互影响、融合形成的观点，已经被考古界充分证明，并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中华文明独有的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就像西方的海洋文明孕育出了自由、平等的文化萌芽，由多元的区系文明汇聚而成的中华文明中也必然暗含着和谐、包容的文化基因。不难发现，文明最初的形成和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日后的发展方向和总体特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可以说是在文明起源之初与生俱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和谐”理念的辐射延伸。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除了来源于文明形成之初所特有的民族融合传统之外，更根本的还是来自于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文明所积淀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和谐”理念由来甚早，并在后世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和追求的最高境界。最初的“和谐”文化从音乐而来。《尚书·尧典》有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合。”八种不同的乐器相合演奏，协调配合，彼此不争势，就像是神人撮合的一样。这里的“和谐”还只停留在乐器演奏层面上，但是也已经暗含着包容性的文化基因：一是彼此协调，不争风头，共同完成曲目；二是众声合奏，相得益彰，实现最佳效果。这种和谐的文化基因经后世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和谐”文化。《易传》提出阴阳和谐的观念，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中庸》也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由此可见，儒道两家都倡导“和谐”的理念：矛盾是事物的本性，更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通过协调差异，使矛盾各方面形成统一整体，最终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里的和谐不是绝对同一，而是以矛盾对立为前提的和谐。正如《国语》中讲“和实生物”，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远远胜过同质事物的无穷累加。

反观西方文明，狭窄而多山的海洋地理环境使人们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并进一步培养出了古希腊人征服、冒险的生活态度和谨慎、理性的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这种征服、独立的精神而变得日趋紧张、矛盾加深。与孔子提出“仁”的观点来协调社会关系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虽然也立足于改善人的道德素质，但是更根本的追求在于理性和知识。西方哲学同样也注意到了矛盾的存在，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差异的结果并不是和谐共处，而是矛盾对立。无论是柏拉图的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明确区分，还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同一律才能确保真理，都体现了西方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它促进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一面，但是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多动荡和不安。而中国的哲学思维则以最直接、感性的事物为出发点，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强调联系、整体、动态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观点恰好是当今纷争对立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多维呈现

“包容”一词，从字面意思来看，就好比一个容器，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非绝对的同一，而是多元的并存。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以中华故土为载体，包容了多样的文化元素，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映衬、协调发展。“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4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包容性的特质在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对外交往等各个层面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文化、文明具有属人性、主体性，中华文明的衍生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交相呼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原民族同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工作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思想观念上，古人十分重视“华夷之辨”，认为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并非欧美人眼中的血统、种族、地域上这种先天的、难以改变的区别，而是礼仪文化上的这种后天的、可供选择的区别。正如唐朝韩愈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夷狄即便身在野蛮的文化环境里，但只要学习中原文化，使用中原礼仪，就可以视同中原民族；相反，中原的各国即便身处中原，倘若使用夷礼，那便视为夷狄。可见，中华文明即便看重“华夷之辨”，但是在具体分辨时是十分包容的，不仅给了夷狄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也使中原文化在开放包容中得到扩充和发展。在治理实践中，古代推行“大一统”制度，尊重各民族的文明和利益，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积极推广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礼仪，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其中，以古代常见的交流方式——通婚为例，唐代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英雄松赞干布，这不仅是一段美满的姻缘，更是成就了中原与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信任，使得边疆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音乐、中医、饮茶、造纸、纺织等中原文化传入西藏，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而吐蕃的马球运动、装束方式等也被引进大唐，为大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通过这种包容、和谐的方式，唐朝与吐蕃化干戈为玉帛，关系从敌手升温为“子婿”，真正实现“和同为一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值得后人借鉴。

其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文化、文明依托不同的载体呈现，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宗教信仰是区分不同文化、展示单一文化的重要维度。文化、文明促进了宗教信仰的发展，宗教信仰又反哺了文明的昌盛。不容忽视的是，宗教矛盾与宗教冲突一直存在，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欧洲的宗教战争均是例证。中国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并非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但是在中华大地上，却同时存在着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这些宗教的共存不仅没有引起宗教战争，也没有产生宗教裁判所这类组织，反而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融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和谐局面，恐怕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究其原因，正是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使得中华文明在面对不同文明时可以尊重、学习并吸纳其先进的内容，要么和谐相处，要么为我所用。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的统治思想。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经世致用等思想有利于社会稳定，被各个王朝所接纳。然而，儒家学说虽然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却没有解释社会公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佛教的因果报应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面对佛教在民间的盛行，儒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而是发挥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与佛教形成互补，共同实现教化人民、巩固统治的目标。甚至在后期，在与佛教的磨合中，儒学吸收了其中大量内容，为我所用，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理学。理学虽仍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但是“天理”“理一分殊”的认识都来自佛教。而佛教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了“以礼从人”等儒家思想。儒家和佛教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和谐局面，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

最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文明具有流动不居、繁荣发展的自驱力、内驱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其他民族和文明交流互动。《论语》中一句简单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四方来客的热情。汉武帝时期，张骞多次出使西域，成功开辟出一条沟通中华文明与中亚、欧洲文明的通道——“丝绸之路”。这条路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交流，而且将西域的物产、技术、文化等带回中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盛唐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开放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不仅派遣使者深入周边国家，如天竺、高丽等，开展文化交流，而且积极与远方的波斯、非洲等国家建立贸易联系。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中外交流的故事都见证了大唐的开放盛世。进入明朝，无论是郑和七下西洋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还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来西方的知识与技术，都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亲和力和自信心。近代以来，文明蒙尘，但是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特质一直延续。就像从前接受佛教并实现佛教的本土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也经历了一系列中国化的过程。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它的指导下，中华文明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外交流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一以贯之，中华文明正是在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并在近代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