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三维探赜: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
作者: 张雯雯 行国通[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厚重的历史依据、坚实的现实依据。在理论依据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践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在历史依据上,中国式现代化围绕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两大主线,历经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接续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在现实依据上,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上升,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昂扬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魂;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景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1—0026—08
[作者简介]张雯雯,女,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行国通,男,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资本对传统社会的终结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进入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征程迈上了新台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成果,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全新阐释,探析其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立足本国国情,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中汲取经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现代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并贯彻运用这一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反复提及:“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13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曾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128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这一原理做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他在《矛盾论》中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4]31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用血的经验和教训验证了这一原理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遇过重大挫折。综观党的百年奋斗史,党带领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一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便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致使我党损失惨重,尤以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气焰最盛、危害最大、影响最深,几乎将中国革命推向毁灭的深渊。以陈独秀和王明为代表的两次右倾错误亦误判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对革命领导权的主动放弃致使党和人民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也曾因急于事功而忽略本国的发展状况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延滞了我国的发展历程。联系当前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各国面临不同的发展状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也各有差异,是故,跟在西方国家身后亦步亦趋无疑是可笑而荒唐的,各国都应根据本国的实际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迄今为止,现代化主要有两种模式即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主要有新美国模式、莱茵模式以及北欧模式,他们之间略有不同但都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指中国式现代化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后发国家在二战后寻求发展的新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他们长期垄断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以傲慢的姿态对世界指手画脚,罔顾他国实情强制推行其发展模式,妄图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理念、制度的同质化。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霸凌他国,其目的是阻断别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巩固自己的现代化霸权。曾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十多亿中国人都过上了和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奥巴马总统的此番论述将西方现代化的虚伪展露无遗,也印证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剥削本质。与西方国家“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仅用数十年的时间便达到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发展水平。这充分证明,现代化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适用的标准,现代化也并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特权,不同的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和方向,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对现代化有不同的见解,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现代化究其本质而言在于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马克思对现代化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域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展开了剔肤见骨的批判。
从生产力的视域来看,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的进步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40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一方面,它将供于高台上的神龛打落在地,让理性的光芒普照世间,将人们从“对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教会了人们运用自己的能力独立思考,赋予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和权利,从各方面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将孤立的民族史彻底终结,用枪炮消灭了旧世界的残余,用先进的生产力将世界联结,世界不再存在文明的“孤岛”,全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了世界史。但资本驾驭的现代化并没有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人在摆脱“对人的依赖”后却陷入“对物的依赖”的渊薮,在对“物”的追求中迷失自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再也不能偏安一隅,单个国家发生的危机如同蝴蝶扇动一次翅膀,迅速便可波及全球。在马克思看来,工具理性宰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比此前人类社会的任何社会形态都要先进,都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现代化却导致了人的异化,造成了世界性的危机和灾难,其内部椟韫着自身末如之何的矛盾,将在“自我毁灭”中迈向更高级的阶段。
从生产关系的视域来看,马克思明确论证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在他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6]3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曾经起过革命作用的资本变成了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它亲手埋葬了过往欺压自己的封建贵族,却在新一轮的剥削中为自己搭建了灵堂。资本在世间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制度看作人类社会的完美形态,发出“历史终结论”的可笑言论,企图为生产力铐上“枷锁”以适应自己所谓的“完美的”社会形态。然而,时间会告诉资本,任何企图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不管其被粉饰的多么“堂皇冠冕”,也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尘埃。资本如同博物馆中的展品,终将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作为时代的见证供后人观阅。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不可克服的痼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将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最终为自己奏响“毁灭”的挽歌。是故,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必将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代替。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难以企及的优势。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爆发的一轮又一轮的危机正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性的最佳诠释。近年来,最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影响至今难以消除,为西方国家埋下了盛极而衰的种子。中国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没有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反而充当了化解危机的“蓄水池”,帮助世界度过了这场由资本肇生的经济浩劫,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依据
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主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于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挽救民族危亡的寻觅求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久经贫弱的中国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探寻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飞跃。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论,是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守正创新。
(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近代以来的不懈探索
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近代化”,二者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 “modernization”。在近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现代化的进程是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相伴随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实现了“物”的繁荣,生产出大量商品,远远超出了本国人民的消费水平,资本家为倾销商品获得高额利润,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开辟世界市场。15—16世纪,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将资本散播至世界的每个角落,昭示着世界真正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能偏居一隅。正如马克思所言:“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405人类的文明在这个时代被割裂,西方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日新月异,东方在故步自封的守旧里死气沉沉。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东方文明仍将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封闭视听追忆万邦来朝的昔日荣光,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浑噩度日。然而,资本无法容忍除自己外任何其他剥削者的存在,它将贪婪的目光移向未经开发的东方“伊甸园”,将东方的贵族驯化为自己的代言人,它向所有落后的制度开炮,尽管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因为不对旧世界进行彻底毁灭便不足以满足其膨胀的野心。帝王将相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最终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的,竟是昔日任人欺压的“贩夫走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廉价的工业商品无法敲开东方大国的国门,便用鸦片与炮火打碎了清王朝的迷梦,昔日的文明古国开始沉沦,中华民族自此开启了救亡图存的自强之路。
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沉睡的东方巨龙开始觉醒,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兴替、蛮族入侵,西方国家全方位碾压式的领先使中国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全面变革,这是传统社会的终结,新纪元的开启。面对这场危机,各界有识之士励精图治,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保守的封建贵族发起了洋务运动,打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号,意图用工业的文明成果来为腐朽的清王朝续命,甲午战争的战败以残酷的事实宣告了这一幻想的破灭;资产阶级保守派发动了戊戌变法,企图调和皇权与民权,用温和的方式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扑宣告了这一道路的彻底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不齿于保守派的温和,发动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让中国人民从皇恩浩荡的旧日靡声中觉醒,然而,在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革命的成果最终被反动势力窃取。一次又一次变革的失败不禁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沉思,到底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自秦王朝至清王朝,封建制度在两千年间几乎将自身演绎至完美,历任终结前朝的“屠龙者”无一例外化为新的“巨龙”,将人民驯化为自己的奴仆,成为了封建宗法的卫道士,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宿命循环。王朝的兴替似乎昭示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百姓生来应为天子奴役。剪断了百姓头上的辫子,却难以根除他们心中的奴性。故此,不将“皇权”彻底打翻在地便无法祛除人民心中的畏惧,不对封建礼教进行彻底的摧毁便不能开启中国的新纪元。于是,五四运动开启了思想上的变革,这场运动是对封建糟粕的彻底绞杀。五四运动引进了先进的思想,将革命的火种播撒至华夏各地,剪掉了人们心中的“辫子”,即便是山野乡村中咿呀学语的垂髫稚子、青丝不再的白发老妪也知晓世上已再无皇帝,封建皇权自此彻底失去了统治根基,只能在史书的扉页里供人翻阅。在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指引下,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和指导思想,由此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崭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