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文化润疆”的理论思考

[摘要]“文化润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从理论上把握为什么要实施“文化润疆”、如何开展“文化润疆”、“文化润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何评价“文化润疆”的效果，对于全面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分析了“文化润疆”的战略地位、内容构建、实施路径、价值目标、评价标准，以期推动“文化润疆”落地生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润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109—08

[作者简介]马凤强，男，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毕天良，男，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1]二十字治疆方针，这二十字方针是对新时代“怎么建设新疆，建设什么样的新疆”的深刻回答。其中“文化润疆”起着思想引领和保障的作用，是新时代党实施治疆方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一招。当前学术界对“文化润疆”的研究多聚焦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建设，但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角开展“文化润疆”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围绕为什么要实施“文化润疆”、如何实施“文化润疆”、“文化润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何评价“文化润疆”的效果方面开展研究，以期深化对“文化润疆”的理论认识，推动“文化润疆”落地生根。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本体论与“文化润疆”的战略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文化的本质和作用阐述了文化的战略地位。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对自然进行“人化”的过程中探寻文化的本质，进而说明文化与人不可分。一是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使用“人化自然”“人的类本质力量”“类生活”“对象化”等词来说明文化是“现实的人”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2]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人实践的对象化。二是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的本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界中能动的、感性的类存在物，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界，展现自己的类本质力量，文化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展现自己类本质力量的过程。而人通过实践对自然进行人化的过程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由此构成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基本结构，其中经济结构决定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而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又对经济结构产生反作用。就文化结构而言，其反作用是把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经济结构。文化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化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即在人们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文化能够为人们提供智力支持，进而将文化转化为物质力量。二是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规范功能。在阶级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具有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功能，同时也具有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制度，并保证其正常运转的功能。三是文化塑造着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对民族的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四是文化对人有塑造功能。文化由人创造，反过来又对人起着教化、提升等作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将文化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和规划。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示新中国必然是新文化统治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将文化建设提高到了与现代农业、工业、国防同等的战略高度，他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科学文化”[3]。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将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区别其他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是同物质文明同等重要的存在。同时，邓小平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4]，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江泽民针对国内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现实，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到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5]，是党的思想旗帜。同时，在江泽民看来，文化与物质同等重要，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一个民族才有凝聚力和创造力。胡锦涛根据新世纪发展面临的问题将文化提高到了同物质实力同等重要的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胡锦涛强调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至关重要。他指出要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6]。胡锦涛同时强调，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掌握了文化的主动权，就占领了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将文化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他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7]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建设事关文化强国目标、科技强国目标、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文化战略思想指导下，新疆始终坚持把文化建设提到战略地位，文化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了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新疆的文化建设，党中央提出了“文化润疆”工程，“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在新疆的具体化，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关键一环，在新疆文化建设中具有突出地位。一是“文化润疆”事关新疆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8]“文化润疆”工程不仅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形成新疆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和群众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也要加强新疆文化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更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新疆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文化润疆”事关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始终面临着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威胁，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渗透更具隐蔽性，给新疆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严重威胁新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安全。“文化润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聚新疆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构筑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有效构筑起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三是事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一个社会的动乱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在新疆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要想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新疆的文化建设也要同步跟上。“文化润疆”的实施就是用中华文化凝聚人心，形成共识，自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保证新疆的团结统一，为新时代新疆实现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论与“文化润疆”的内容构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文化的阶级性和复杂性阐述了文化的内容建构。马克思认为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生产方式这一基础的制约，即宗法、艺术、法和科学等都会“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文化结构，并服务于不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0] 这表明了文化的阶级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具有维护这个阶级利益、调节社会秩序的功能。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必然是代表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这些资产阶级的法律、道德等是具有资产阶级自身偏见的文化，“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1]因而要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用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化作为“现实的人”对自然人化的结果，具有复杂性。文化的复杂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样态，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样态。二是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文化结构虽然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但是依然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步性，既有滞后性也有超前性。三是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既反映一定阶段的历史，又会吸收以往的思想，同时会根据现实情况对承袭的思想进行发展。正是文化的这种阶级性和复杂性，所以在进行文化内容构建时要对文化的内容加以甄选，即选择体现本民族特色，反映本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来构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文化内容的构建。毛泽东指出，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但其中也有封建的成分，所以要对文化内容加以选择。毛泽东同时强调，对待外国文化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加以选择。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1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要用共产主义文化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提升共产主义道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邓小平看来，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我们对待这些多样性的文化要有选择地、批判性地吸收。江泽民强调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以此来凝聚中华民族。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弘扬主旋律和民族优秀的文化，同时对任何其他优秀文明成果都要加以吸收和利用。胡锦涛强调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以及有益健康的文化。胡锦涛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对其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要以我为主，吸收有益和优秀的内容为我所用。习近平总书记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历史观出发，强调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价值观和社会风尚，要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支撑构筑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发展新疆文化事业，既保证了新疆文化的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保证了其方向性、统一性。但由于新疆各个民族在历史传统、民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新疆地区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加之“三股势力”的渗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文化润疆”这一战略性工程来进行新疆文化的内容构建。在“文化润疆”的内容构建上采取“一主线三支点”，即以中华文化为主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为支点，确保“文化润疆”的正确方向和健康发展。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涵养，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行为特征等内容，并以此塑造着中华儿女的三观。作为区别世界其他各个民族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立足世界的精神根基，是中华民族的命脉所在，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展现着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革命文化是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形成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品格，作为一种红色基因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论与“文化润疆”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的途径来阐释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济结构是文化结构的现实基础，直接决定着文化结构的性质和面貌，但文化结构并不是被动、消极地反映经济结构，而是具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是人在实践中对社会存在能动、积极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在实践中进行文化建设的思想为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即文化的治理要从实践上进行根本把握，而文化所具有的阶级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依据文化发展的规律来进行文化治理。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就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把握文化的领导权，尤其是不能放松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文化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应对资产阶级文化和农奴文化的侵蚀，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任务是消除文盲，要提升群众的文化素养，特别是提升人们与资产阶级文化斗争的素养，而教育经费和教师是消除文盲的两个基础性因素，工人是向俄国农村地区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力群体，书报是向群众普及文化的有力方式。同时，列宁明确指出要用无产阶级文化来提升群众的个人素养，只有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特别是集体主义道德、爱国主义和社会公德水平的提升，无产阶级文化才能得以发展，才能遏制小资产阶级文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影响。最后，列宁指出进行文化治理和改造要反对摒弃文化遗产的做法，要采取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态度和方法，要吸收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人类有益成果为无产阶级所用。他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13]更为关键的是，列宁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治理是一项长期持久的系统工程，速战速决的文化治理措施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定时期内旧文化依然会在社会主义社会拥有土壤，依然会隐藏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习惯中，短时间是无法清理完毕的，它需要从指导思想、文化内容等多方面加以治理，不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在列宁看来，“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