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边疆化”：新时期我国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摘要]从“边疆”一词在中西方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过程来看，边疆经济可以实现“去边疆化”发展。中外历史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经济“去边疆化”发展的成功范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历届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的持续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历史机遇都表明我国边疆经济“去边疆化”发展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新时期我国边疆经济要实现“去边疆化”发展也面临许多掣肘，这就要求我们要推动边疆治理倾向由稳定取向转向发展取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好边疆地区的“人心政治”，构筑边疆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以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持续推进兴边富边稳边固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边疆。

[关键词]边疆经济；“去边疆化”；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3—0113—09

[作者简介]张丽，女，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边疆史、中俄关系史研究；赵晓宇，男，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去边疆化”的思考来源于“边疆”本身具有的多重内涵。长期以来，学界从边疆和边疆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分别对边疆内涵、中国边疆学科体系的构建与边疆治理的理论、历史、模式以及场域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已形成丰硕成果。但是，少有学者跳出“边疆”的限制去看待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边疆”是基于国家治理需要形成的概念，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面貌也会因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发生改变。本文试从“边疆”一词的经济意义出发，对新时期如何在我国边疆发展中实现“去边疆化”进行简要分析。

一、“边疆”的形成与“去边疆化”的含义

“边疆”，就其词语本意来看，是指靠近国家边界的区域或地带。在我国通常指距离中华文明中心区域较远、地处边陲、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边疆”具有地域偏远和经济发展滞后两个方面的特点。就其经济意义而言，“边疆”自古以来都与“落后”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边疆化”是指基于我国边疆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调适传统的“核心—边疆”式的发展观念，推动边疆治理由稳定取向转向发展取向，加大对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开发力度，从而实现我国边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边疆”观念本身是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形成的。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边疆的观念最早形成于先秦时期，一些诸侯国提出的“五服”或“九服”之说。《尚书·禹贡》中曾提道：“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撰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1]其意大致为，统治者居于天下中心，其统治影响由中心向四周传播，但影响力随距离增加逐渐递减，所属居民向统治者承担的义务也相应减轻。《周礼·夏官·职方氏》中将“五服”划分为更为精细的九服[2]。“五服”与“九服”之说对国家统治的疆域及其治理做了理想化描述。对后世边疆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中国的疆域随着统治王朝实力的起伏不断发生盈缩变化，这是先秦的思想家们未能预料到的，“五服”与“九服”之说也就让位于更加实际的边疆观念。事实上，边疆一词是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了达到维护中央集权、巩固边政的目的，秦朝在其统治的核心区域设立“郡”和“县”，在其他民族聚居的外围区域设与县同级的“道”，以区别于核心区域，并实施不同的政策进行治理。这一举措也开创了将核心区域和边疆地区分而治之的先河。但是，秦王朝如昙花一现，未能彻底解决统治范围内不同疆域的治理问题。汉袭秦制，又在秦的基础上于周边夷狄地区设置有别于内郡的“边郡”。它将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一点四方”“五服”和“九服”观念与华夷观相结合并加以发展运用，将中原地区1视为核心区域，将王朝统治范围内核心区域的外延部分视为边缘区，采取特殊的治理方式。这一边缘区域就是边疆的最早形态。此外，受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曾长期领先于草原游牧文明和开发较晚的山地文明。所以，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的中原王朝在对待周边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时，根据地理空间中由内而外的分布局势，将统治的边缘地区视为“蛮夷”之地。这种观念源于中原王朝统治者基于自身强大和文明优势产生的高度自信而形成的华夏中心主义。东汉时期的班固就曾提出过“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见解，他主张内外有别，“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认为这是“盖盛王制御蛮夷之常道”[3]。基于这样的边疆观念，传统王朝国家在边疆治理中十分注重对华夷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外来侵扰的防范，由此形成了“强干弱枝”的思想。边疆也长期作为拱卫中原腹地的角色而存在，国家核心区域和边缘性区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在西方历史语境下，边疆，即“frontier”，按照欧洲传统英语用法，一般指两国交界。其脱胎于古法语“frontiere”，词根最终可追溯于拉丁名词“frons”。西方历史上，最早的边疆概念出现于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基于统治需要，将统治范围内远离罗马的区域，即罗马帝国统治的边缘性地带认定为边疆。罗马帝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进行扩张，但由于新占领的区域位于原统治疆域的“前方”，并且具有特殊性，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专指“人的额头”的“frons”一词来代指这一区域，并由此引申出“一国领地之最边远的外沿地带，那里直面另一国的领地”[4]之意，因而创造出了“frontier”一词。但是，这一词语更多的含义还是两国的交界地带，甚至是国家边界。直至19世纪，伴随着美国领土的迅速扩张，以及联邦政府与印第安部族关系的转变，“frontier”一词的含义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变为野蛮与文明的过渡区和分界线。20世纪初，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撰写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frontier”一词做出了新的创新性解释：“边疆是西方移民浪潮的前沿—即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边疆是一条极其迅速和非常有效的美国化界限。开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5]特纳的表述虽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美国边疆的解释，却对整个西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对于“边疆”一词的典型性解释。

“边疆”一词的形成尽管在中西方语境下有所差异，含义也有区别，但是在地理空间下代指的地域却都并不固定，而是会随着国家治理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变化。边疆地区的经济面貌也会随着边疆区域的变动而发生改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独立性。它会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治理能力超前或滞后于边疆地区的整体发展面貌。因此，虽然在地理空间的视阈下，我国的边疆区域已基本确定，但是并不是说边疆地区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边疆经济在国家经济的发展格局中也要一直处于边缘位置。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边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边疆经济可以实现“去边疆化”发展。

二、新时期我国边疆经济“去边疆化”发展的可行性

在传统意义上，国家一般会将统治的传统区域或者是中心区域视为国家的核心区域，看作立国之本进行精心治理；将与核心区域有明显差异的边缘性区域，根据统治需要作为拱卫国家的屏障，并采用不同方式进行区别治理以服务于核心区域。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把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认定为边疆。一些国家疆域较小可以在国家内进行有效统治，因此便没有必要也不会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视为边疆。而有些国家即使疆域较大，但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和边缘性区域不存在明显或本质差异性，因此也不会将这样的边缘性区域视为边疆进行区别治理。即使在疆域较大的国家中，有些区域曾在历史上被认定为是边疆，但随着这些区域在发展的过程逐渐消弭了与核心区域的差异性，国家不再对其进行区别治理，这些区域也就慢慢丧失了其边疆属性，不再被视为是“边疆”[6]。这就说明，新时期我国边疆经济“去边疆化”发展具有一定可行性。

首先，从中外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边疆地区都存在着经济发展“去边疆化”的成功范例。直到唐朝末年，我国长江流域以南至珠江流域仍然被视为汉蛮杂居、官吏谪戍之地。但是，伴随着南宋朝廷的建立以及由此发生的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二次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东南沿海一带。以致朱熹发出这般感慨：“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7]清代，东北地区虽然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但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政策，致使东北地区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下，不仅成为地域上的“边疆”，而且成为经济发展中的苦寒蛮荒之地。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清政府在东北地区逐步解除封禁，沙俄中东铁路的修筑运营，以及日本的满铁开发，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赴东北考察时发现该地区已逐渐摆脱了“边疆”的形象[8]。尽管东北地区的早期开发主要是由俄日殖民统治者基于其殖民扩张利益完成的，但是在客观上却初步改变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使东北地区呈现出“去边疆化”的发展趋势。美国西部从人烟稀少的荒凉区域转变为今天有目共睹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经济发展中心，也是边疆地区“去边疆化”发展的成功案例。中外边疆经济“去边疆化”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边疆地区滞后的经济发展局面是可以通过国家有效治理而得到改变的。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保证了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去边疆化”发展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广大边疆各族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实现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体化。这不仅消除了新中国成立以前边疆地区存在的地方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旧制度残余等威胁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还推动了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同质化和一体化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有多方面的优势，其中“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独特作用[9]。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今的辉煌成就，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0]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是实现边疆地区经济“去边疆化”发展的有力保证。

再次，我国对于边疆地区的持续建设为边疆地区经济“去边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广大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的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政治动员手段利用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大量人力资源来支持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的垦荒移民和支边移民以及60年代中期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支援边疆建设的突出表现。仅1958年到1963年间，中央政府就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壮年到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地区参加开发和建设工作[11]，为边疆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建国伊始，党和政府为了改变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基地，发展现代工业和运输业，着力帮助边疆各民族逐步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如1950—1952年初，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42个项目中的绝大部分都建在了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边疆地区，而内地核心区域仅有6个[12]。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实施了“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将内地核心区域的大批工厂和生产资料迁移到边疆地区。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共投入资金两千多亿元，使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13]，直接推动了西南和西北边疆的区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将发展重心放在东部沿海地区，但并没有放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针对由于受市场因素影响而日渐拉大的东西部差距，中央政府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引导社会资源向边疆地区倾斜，于20世纪末制定了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因此，历届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已为边疆地区经济“去边疆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边疆经济“去边疆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如果说，边疆地区以往位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处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末梢。那么，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地区处于我国与沿线国家联系的中心结点，已经逐渐成为改革开放新的前沿阵地。地理空间视角的转换，将极大地改变边疆地区的发展状态，缩小其与内地核心区域的差距，推动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此外，“一带一路”不仅意味着对外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而且也将边疆与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形成边疆地区与内地核心区域的双向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一带一路”建设时，曾多次指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对接，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的结合，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14]这对于加强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实现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去边疆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