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历史观蕴含的辩证逻辑

[摘要]毛泽东是大历史观的主张者和践行者，他的大历史观蕴含了“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古与今”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形成了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党内、国内和国际历史，具有立体存在的空间意义。“形与势”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善于从历史之“形”中把握历史之“势”，明晰了历史的实质和趋势。由此，毛泽东大历史观实现了对其他大历史观理论观点的价值超越。

[关键词]毛泽东；大历史观；辩证逻辑；古今中外法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4—0031—06

[作者简介]杜烨能，男，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2023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毛泽东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学习和研究历史，尽管他并没有提出“大历史观”的概念，但是他的确树立和运用了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同时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1]24，这本身就是大历史观的体现。毛泽东大历史观既是一种观点，更是一种方法。之所以在新时代研究毛泽东的大历史观，是因为它具有方法论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746所以，我们要从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出发，深入观察毛泽东的大历史观，从而运用他的大历史观考察历史问题和解决时代课题。

一、古与今：毛泽东大历史观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史学方面的重大变革。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永恒规律和最后形式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现存社会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而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才形成了“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

（一）时间意识

中国具有重视史学研究的传统，因此中国人具有更强历史感和时间意识。早年毛泽东特别喜欢阅读古典小说和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踏上革命道路之后，他也坚持阅读历史书籍，反复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二十四史》上留下了诸多批注。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于古今会通的重视。在延安对在职干部进行教育动员时，他曾引用了韩愈《符读书城南》诗中一句话，“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来勉励大家要通古今。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知道古今，就如同穿了衣服的牛马。毛泽东以此来强调，以学习来通古今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提出“古”与“今”的含义。在他看来，“古”指的是“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的历史过程，而“今”指的就是现在。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毛泽东看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533-534。这是因为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遗产可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文化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这是因为研究和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毛泽东在党史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其中的“古今”就是指历史的发展。依毛泽东之见，“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4]400，才是符合历史主义的方法。只有真正把问题弄清楚，才能更好发挥历史问题“效果历史”的作用。而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在古与今的坐标轴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其原因是“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5]292这里所说的“大事”就是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人民求解放。正是在对“古与今”的把握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毛泽东提出的人民书写历史、群众路线等理论观点，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二）自省意识

毛泽东大历史观具有自省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作出正确的判断。他既强调从历史成就中吸取经验，更从历史失误中吸取教训。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总结历史经验与吸取历史教训相统一，才能让党和红军“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6]185。在毛泽东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需要一分为二，并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看来，“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7]19毛泽东主张充分肯定历史人物的贡献，而面对历史人物的错误，要引导今人认识错误、吸取经验。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更加进步，党内才能更加团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贡献和错误采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而非盲目迷信权威或是归结为虚无主义。秉持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态度，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并成功召开了七大这一团结的大会。

只有始终保持自省意识，才能真正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过程中，曾出现部分机关团体和部队干部，占用公共房屋和私自取用家具的混乱现象。为了防止这些同志可能形成一些错误情绪和不良行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原创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在他看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8]1438，因此，为了迎接未来更值得骄傲的事业，必须继续保持优良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醒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历史中存在历史周期率，众多封建王朝都是因为统治阶级思想腐化、行动堕落，而最终陷入历史周期律的宿命。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人民监督，这是他总结历史特别是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京时，还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也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古今历史经验教训牢记于心，以此来警示全党要反腐防变，永得人心、长期执政。

（三）使命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党，这种使命感表现在大历史观上，就是对于创造历史的急迫心理。毛泽东曾在词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9]184在这里，“急”“迫”“久”都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历史紧张感，造成这种紧张感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仅在于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且在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只争朝夕”则是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带领中国人民，恢复经济发展、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国富民强。毋庸讳言，这种通古今所带来的使命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秉持这种“只争朝夕”的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了许多发展奇迹。如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研制出“两弹一星”、建成南京长江大桥等等。历史赋予使命，使命催人奋进。历史感与使命感在毛泽东那里，实现了两者的充分结合，从而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曾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说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10]225历史规律正是藏在历史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总结历史来把握历史规律。面对革命和建设中暂时存在的困难，毛泽东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他看来，一切正义事业的发展都遵循这条历史逻辑。如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提出，首先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进步的，所以只要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努力，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8]1163。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毛泽东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提出，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只要不断解决出现的矛盾，就一定能够迎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可以说，毛泽东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更深层的看，这种乐观主义也来自对古今历史的深刻把握和全面认知。毛泽东不是沉浸于历史的故纸堆或现实的场域，而是运用通古今的大历史观指导实践。因此，他才能不断解决现实问题和历史难题，成功推进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二、中与外：毛泽东大历史观的意义空间

在毛泽东大历史观的语境中，“中”与“外”的意义空间是内容丰富而立体存在的。“中”与“外”不仅可以指中国和外国，更能泛指己方和彼方。比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举例说明，如果在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那么国民党就是“外”。依毛泽东之见，“中”与“外”是互相依存、辩证统一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4]406。如果想要弄清楚“中”，就必须也把“外”弄清楚；而要想弄清楚“外”，也需要把“中”弄清楚。

（一）从中国史看中共党史

从政治学上看，政党是代表和维护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因此，对于大部分政党来说，它的成立只是对于特定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具有特殊意义，并不会把政党的成立看作是历史的大事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看作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改换了中国的方向。[8]1514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方向的改变，不仅关于中国革命现状，而且是关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所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11]310。所以，只有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明确党的历史地位，从而明晰党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要想总结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需要先把党的历史放在“中”与“外”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恰如毛泽东所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4]404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是史实的“孤岛”，而是与辛亥革命史、五四运动史、国共合作史等相联结的历史整体。只有放到整体的历史中，才能说得清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经过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就离不开对人民与政党的历史思考、对工农阶级和其他阶级关系的历史思考。其中“武装斗争”就离不开对北洋军阀和北伐的历史思考、对国民党挑起对共产党内战的历史思考。其中“党的建设”就离不开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思考、对党内坚持正确路线同志和奉行错误路线同志的历史思考。由此可见，党的历史规律的总结离不开毛泽东对“中”与“外”辩证关系的全面把握，更加明了历史的发展过程。

（二）从世界史看中国史

毛泽东善于把中国历史放到更加广阔的人类历史中进行考察。一是把中国近代历史放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世界视域去看待。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使得中国由独立国沦为了半殖民地。所以，要想实现中国独立与人民解放，就需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毛泽东自觉把中国革命史放到世界革命进程中去看待。他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6]185-186而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强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12]343，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三是把新中国的建设史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看待。在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我国东北边境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抗美援朝，才能营造建设国内的和平环境。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13]184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可能求来的。只有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才能保卫新中国的胜利果实。除了武装保卫新中国以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中国的事业看作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国内经济同样困难之时，他们仍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坚持对其他经济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因此，我们的朋友遍及天下，与世界上其他进步力量一道，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