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来袭时最坚实的靠山

[摘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为新时代加强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多角度辨析了“党中央权威”概念的丰富内涵；从学理上的合理性、历史上的合规律性、组织原则上的合法性以及现实上的合目的性等维度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进行了论证；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探寻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践路径，搭建起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但是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思维桎梏和视域壁垒，未来，在厘清基本概念、丰富研究范式、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等方面，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关键词]党中央权威；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5—0031—10

[作者简介]崔鑫宇，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祖金玉，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关乎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也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然面临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雨袭来时，党的坚强领导、党中央的权威是最坚实的靠山。”[1]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2]党的十八大以来，“维护党中央权威”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系的热词和政党建设的实践共识，尤其是在十九大召开前后，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集中性、多维度的探讨，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短时期的热度飙升凸显了该现实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研究并非在学术史中无迹可寻，而是始终伴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程，鉴于该问题的现实需要及历史纵深，有必要对已有研究的整体概况和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冀望对科学把握新时代党情国情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以响应新时代党建要求，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一、当前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的整体概况

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前人研究的系统考察和相关学术史的回顾。通过分析中国知网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发文情况，可以从宏观上大致了解学术界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议题的关注度及变化趋势。知网中最早的一篇文献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理论组1977年发表的《自觉维护华国锋主席、党中央的革命权威——学习恩格斯〈论权威〉的一点体会》。1995年左右，该领域的研究迎来小高峰，随后呈缓慢增长状态。1999年至2015年间，年均发文量不超过10篇，属于平缓阶段。2017年，该领域的发文量激增，达到最高峰值71篇，随后的几年属于相关研究的高速发展阶段，年平均发文量接近40篇。

通过对已有文献外部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呈现以下鲜明特征：

（一）研究的驱动力量与聚焦主题受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性任务影响显著

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直接推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研究在当时成为显学。与20世纪末发文量在短期内猛增又骤减不同的是，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降温，说明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仍然保持了较高且持续的关注度。就研究主题而言，20世纪末的研究主题与市场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社会转型相关。当时正处于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改革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引起了利益的再调整与再分配，因此，时代呼唤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以保障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改革方案的贯彻施行。新时代以来的研究则与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主题密切相连。百年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近年来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实立足点。研究主题的转向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且受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决策部署影响很大。

（二）研究力量较为分散，尚未形成核心的研究团体和研究成果

当前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学术期刊和毕业论文为主，截至2022年12月，除了少数党员干部培训书籍外，没有发现以“党中央权威”或“两个维护”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研究更多地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党建类学术著作中[3-456]。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作者以及合作情况分析，齐卫平、张国栋、汤希、李庆刚、朱益飞是相关领域发文较多的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是出版著作中提及该主题较多的研究机构，学者集中分布在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尚未发现明显的学者合作团体以及影响力显著的研究成果。

二、党中央权威的基本内涵

（一）“党中央权威”概念的内涵界定

“党中央权威”作为一个偏正短语，其中“党中央”是条件状语，限定了中心语“权威”的主体，完整表达为“党中央的权威”。学界关于“党中央”的理解不存在争议，“党中央”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党的组织架构中的最高机构。[7]因此，对“权威”一词释义就成为了解读“党中央权威”内涵的关键，围绕对“权威”释义的不同取向，学界关于“党中央权威”的理解，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1）革命权威论。有学者借用恩格斯关于“革命最权威”[8]的表述，认为权威分革命和反革命的两种，党中央的权威即“革命权威”，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种客观需要。[9]这种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受革命史观解释体系的影响，对党中央权威的解读与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相统一。（2）人民自觉认同论。有学者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威”派生于拉丁文Autoritas，本意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是权威主客体之间在心理层面达成的高度融合的沟通与默契，中央权威与全体成员的意志趋于一致，其本质是一种非权力和非强制的人民权威。[10]（3）政党威信论。还有学者认为，党中央权威“代表着政党意志，是统一全党思想政治行动的基础”[11]，是党的组织力的最高表现，是一种威信（Prestige），区别于政治学的权力（Power）[12]，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使全党形成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自觉遵循。

（二）关于党中央权威来源的探讨

考察“党中央权威”的源起及形塑过程，是科学把握这一概念的重要环节。关于党中央权威源自何处，学界的观点既有交叉融合，也有一定的分歧。

“单一来源论”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源于人民认同：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自身政治权威的来源和塑造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无可替代的绝对正义性。党中央的权威是政党的权威集中所在，同样来源于人民。[13]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中共中央权威赢得认同和信任的重要法宝，同样也是中共中央权威在新时代语境下得以构建并得到恒久维护的合法性根基。[14]二是源于党的组织：有学者从组织理论出发，认为权威“以服从为前提，以组织为基础”，组织能够集中能量去完成特定目标，能承担个人不能承担之任务，因而党的组织是权威的来源。[15]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援引党的规章制度进行补充论证，认为党章规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这表明，政党组织的赋权，是构成党中央权威性的来源。[16]三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地位，才能保证全党在行动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才能为维护中央权威筑牢思想基础。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就会动摇党中央权威的理论根基。[17]

“多元来源论”认为，党中央的权威是由多方面决定的，具体是哪些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是“自觉承袭+实然认同”，即在组织原则上，每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会自动获得中央权威，具有自觉承袭的“合法性”，但同时要通过治国理政举措来赢得人民认同，实现权威的加强与巩固。[18]另有学者认为有三个来源：包括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是最根本来源。[19]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状分析

（一）关于必要性的多维论证

学界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要性的论证，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学理上的合理性。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坚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经典作家关于该问题的相关论述是我们从源头上理解维护党中央权威重要性的依据。在具体论证中，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致威廉·布洛斯（1877）》等，恩格斯的《致保尔·拉法格（1971）》《致卡洛·特尔察吉（187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权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篇章和书信，列宁的《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致米·康·弗拉基米罗夫（1904）》《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1905）》以及列宁为俄共十大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等篇章是常被学者提及并从中析出观点的重要文献。[20-212223]

第二，历史上的合规律性。学者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逻辑中论证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汲取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维护中央权威则党的事业发展顺利，损害中央权威则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列宁维护布尔什维克所开展的斗争、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24]、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教训[25]是学者关注的重要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学界重点关注的两位党史人物，学者们对两位领导人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与实践贡献进行了充分梳理与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26]、遵义会议、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的斗争[27-28]、延安整风运动和六届六中全会[29-30]；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31-32]。改革开放新时期平息1989年的政治风波[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香港社会实现由乱转治等，是学者们认为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实践进程中的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事件。

第三，组织原则上的合法性。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的重要组织原则，符合党规党法，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34]，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35]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适应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需要，探索形成的党内法规体系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依据。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36]、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两部党内法规[37]、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38]等决议和法规是学者们认为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文献。

第四，现实上的合目的性。持此类观点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环境，国内外形势对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39]，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担负民族复兴重任，凝聚强大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统筹“战略全局”和“百年变局”的必然要求，是在建党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现实需要。[40]只有确保全党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汇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化维度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塑造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实基础，中国古代“定于一”的政治文化传统、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治理智慧以及追求“大一统”理想社会的优良传统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化土壤。[41]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论证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要性时，有从特定视角展开的，但更多的是多维度综合说理论证，初步奠定了论证维护党中央权威必要性的框架基础，体现了学界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