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分析及其启示

[摘要]《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不可能为了批判而批判，必然要对当时主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能力为什么会如此强大——这个问题进行回应。亚当·斯密认为，英国等国家由于实行了基于分工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从而使这些国家财富创造能力比别的国家更高。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才是英国等国家财富创造能力比别的国家更高的根本原因。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超越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新中国建立的新社会能超越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原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单纯依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西方国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对殖民地的掠夺。显然，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资本论；财富创造能力；原始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09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5—0041—07

[作者简介]谢世飞，男，汉，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资本理论、资本市场、股票价值评估、会计报表分析等。

一、《资本论》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其实，在马克思之前，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者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等问题都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重复研究这些问题呢？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认为以往学者的研究并没有从本质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本书的最终目标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2]然而，我们在读《资本论》的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困难是，马克思在分析某一问题时，我们很难将这一问题与他写作的最终目标联系起来。由于最终目标过于综合和抽象，对于《资本论》的绝大部分内容我们无法直接与此联系起来，由此导致我们理解上的困难。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分析为什么会看似与最终目标没有联系呢？这与他写作《资本论》所使用的独特分析方法有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是建立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基于这个框架对其他学者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批判，由此导致我们理解上的困难。因此，为了更深入透彻地理解《资本论》，我们除了要明白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标外，还有必要搞清楚他在写作过程中的具体目标。

由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具体目标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基于《资本论》的副标题及其写作背景，只分析其中的一个具体目标，即《资本论》是如何回应 “与以往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为什么会如此强大”这一问题的。

从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1”可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要对当时政治经济学主要学者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批判。当然，不可能为了批判而批判，必然要在批判的过程中，针对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经济学是一门才产生不久的新兴学科。经济学这门学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主要政治经济学者的主要经济思想是什么呢？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原本是一个哲学家，他之所以要去研究经济学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因实行资本主义工场化生产突然之间比别的国家更富裕了，揭示这些国家“财富何以创造”，或者说揭示这些国家国强民富的根源，是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初衷，也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他后来的追随者基本上都是对一个国家“财富何以创造”这个问题进行完善和拓展。由此可见，从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起，其研究对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工场化生产国家“财富何以创造”这个问题，或者说揭示资本主义工场化生产国家财富创造能力比别的国家更加强大的根源。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由此可见，马克思是认同“与以往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要强大得多”这一观点的。

综上，基于《资本论》副标题和当时的创作背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当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何以创造”——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即要揭示“与以往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能力为什么会如此强大”这一问题。

二、《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这一问题是如何展开分析的

如前所述，基于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何以创造”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然而，毕竟只是副标题，所以基于写作技巧，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用章节来分析该问题。但是，从《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批判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其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地研究。

（一）对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个社会只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呢？

马克思认为，与以往社会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一套持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其前身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即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

统治阶级把对被统治阶级剩余劳动的占有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自古就存在，在这点上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并无本质不同。但是，以往社会只能把使用价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马克思认为对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必需的劳动时间内，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剩余劳动的占有自从奴隶社会开始即存在。但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经济社会形态主导形式，所以统治阶级只能将使用价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由此导致社会剩余劳动转化成生产资料（或资本）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将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比如，在封建社会，封建主用他们的剩余大量地开垦或购入土地。封建社会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资本性质。封建主可以利用土地不断地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然后将剩余劳动又转化为生产资料，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远远没有达到被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程度，所以那时的生产资料普遍性地只能是购买或开垦更多的土地，然后又用这些土地创造更多的剩余使用价值出来，但由于受到人的生理限制，随着占用的使用价值增多，其效用对封建主来说将会逐渐降低，慢慢地封建主就会失去将剩余劳动变成生产资料（当时主要是土地）的动力，由此导致经济停止发展。封建主为什么不能将剩余劳动大规模地变成除土地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根本没有提供这样的生产资料，再者也没有人能预见这些生产资料有人需要。退一步讲，既使剩余劳动转化成了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但由于市场不够发达，封建主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只能自己消费。否则，就不叫封建社会，此时资本生成机制已建立起来，就叫资本主义社会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社会经济之所以不发展，或发展很慢，关键原因在于它们没有一套不断将剩余劳动、剩余产品转化成资本的机制，由此使得经济难于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将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一套持续不断将剩余价值（其前身是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即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由此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经济形态，普遍而广泛的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效率较以往经济形态更高的主要原因。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效率的提升从本质上说是生产使用价值效率的提升，商品交换是这种效率实现的唯一途径。每一次理性的正常交换在交换价值上都是等价交换，但交换使双方在使用价值上得到了提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在一个经济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会或大或小的受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需求。”[5]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由于大量使用价值无法转化成交换价值，致使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无法转化成资本，即持续不断地资本生成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自亚当·斯密起，西方经济学就把人的自利性（或泛称经济人假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点上，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具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认识比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认识更为深刻，因为人的自利性自古就有，而马克思的观点则把资本主义和以往社会的经济发展动力区别开来。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且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生存资本，由此导致劳动力的潜能被充分激发，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效率相较以往社会更高的根本原因

关于价值创造的源泉问题，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认同劳动价值论。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价值”是专指“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交换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劳动（即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的交换。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每一次交换，交易双方对于所交付出去的物品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抽象劳动）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交易双方的辛苦程度是差不多的1。如果以这一理论为基础，那么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价值出来呢？当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为了生存必须主动且尽可能多地为社会提供交换价值高的劳动时，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社会新价值的创造能力将会被充分激发出来。因此，如何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劳动力潜能充分调动起来，是一个社会致富的根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6]

亚当·斯密认为，与以往社会相比，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分工导致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分工越细，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效率越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社会生产效率更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并不否认亚当·斯密这一观点。但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了商品社会，商品生产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分工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并且一个社会只有当劳动力成为被统治阶级唯一的资本时，劳动力的潜能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是无产阶级唯一的生存资本，并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无论提高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的生存资本都不会有本质的改变1，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由此导致无产阶级的劳动潜能得以充分激发，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效率与以往社会相比更高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分析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