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大一统的建构逻辑及其基本特质

[摘要]中国古典国家形态的基本结构是大一统。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本质是从古典大一统向现代大一统的转型。中国新型大一统国家形态最终由政党领导革命建构完成，决定了中国新型大一统的性质、构成和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新型大一统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完成协商建国事业，型构新型大一统的制度架构。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国家有效治理，新型大一统巩固发展并创造形成政治文明新形态。与古典大一统和其他形态的国家形态比较，中国新型大一统具有显著特质，是领导的大一统、人民主体的大一统、互惠和谐的大一统和开放包容的大一统。

[关键词]新型大一统；党的领导；革命建国；基本特质

[中图分类号]D26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5—0056—11

[作者简介]张伟军，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统一战线学；蒋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统一战线学。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价值与事实结构。大一统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范畴。中国政治形态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传统的帝制国家向现代人民共和国家的转型，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具有关联性。对大一统的继承、坚持和发展是传统帝制国家与现代人民共和国家关联性的核心体现。传统帝制国家大一统与现代人民共和国家的大一统既具有内在的联系，同时存在本质的区别。新型大一统是中国现代性革命建立起来的，是对古典大一统的扬弃。古典大一统为新型大一统奠定历史文化基础，新型大一统为古典大一统注入现代性元素。新型大一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动力机制，蕴涵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新型大一统是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与政治事实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对形成于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王朝国家概念、帝国概念、民族国家概念具有超越性，能够较为准确系统地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类型。中国新型大一统的形成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新型大一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底层结构，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构成。

一、从古典大一统到新型大一统

大一统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作为中国文明源头的夏商周时代，产生大一统的观念和实践的萌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实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秦代奠定中国古典大一统的基本政治结构。经过汉代儒家的经典化，大一统作为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得以完全确立，成为衡度历代王朝政治合法性基本依据。[1]古典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主题脉络，是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价值根基和命脉所系。进入近代以来，维系古典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与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发生冲突，在古典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古典大一统体系发生严重的总体性危机。在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思想文化根基，在国家剧烈转型的历史紧要时刻，对于维护中国传统领土空间、民族团结、文明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艰难的历史抉择，中国古典大一统实现了向现代新型大一统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成功实现，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作为中国新型大一统建构的主体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机遇的准确把握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自觉规划，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一）古典大一统实践的历史与危机

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早期就已经显现。中国历史神话时代的三皇五帝明显呈现政治一元化的逻辑。作为中国信史开元的夏商周三代，逐步聚合形成地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围绕中心建构形成差序政治治理体系，奠定中国古典大一统的最初形态。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为核心治理单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确立新范式，以后两千年的政治形态都以秦制作为范本。从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到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期间中国历史呈现分合交替，以合为主，分中求合的特征，先后出现汉、唐、元、明、清等实现中国境内大一统的历史兴盛时期，各个大一统王朝间隔期出现的分裂基本是为重新实现大一统的战争，在战争分裂状态中蕴含着重新实现大一统的动力和理想。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古典大一统王朝，对于奠定中国最终的大一统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2]清朝大一统提供了中国新型大一统的地理空间和人口民族基础。

中国古典大一统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在思想观念上，大一统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范畴。儒家经典的思想结构是建构和维护大一统观念的，在《周易》中，建构了天地人为基本主体的世界观。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构建以君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形成大一统的政治观。在《春秋》中，通过历史书写方式，建构起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尚书》中，提出大一统的政治制度设计。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和政治的经典模式，大一统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深处。[3]在政治制度建构上，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核心价值追求和基本运行逻辑。秦始皇废封建而设郡县，确立皇帝领导的官僚统治体系，皇帝制度作为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政治机制始终受到维护，历代地方政治体系名称相异，但都是在皇帝制度下运行的官僚制，中央具有领导地方的绝对权力，地方受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必须维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大一统观念在融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运行之中。从社会生活上看，大一统观念不仅是统治阶层的政治信念，也是普罗大众的一般文化心理，成为衡量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标尺。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突出特征，是中国历史保持延续性的重要保障。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有条不紊、层次清晰。语言文字统一是文化统一的基础，中国通用文字从有记载的甲骨文开始，在五千年文字演进中不断形成独特的汉字书写模式，文字的统一和延续为历史的延续提供了基本工具，形成系统性连续性的成文历史记载，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演进脉络。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提供了政治稳定的模式，同时在分裂时期提供了追求政治重新统一的动力和目标。中国历史的兴衰和统一分裂保持一致，大一统王朝往往是中国历史兴盛时代，反之，分裂时期大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落时期。[4]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有助于民族、区域、经济、文化等的交流融合，能够降低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成本。大一统与分裂相比，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能够形成强大的抵御各种内外灾害危机的能力，在面对外来侵略和自然灾害时具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因此，大一统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古典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是皇帝官僚为核心和基础的，大一统的建构和维护具有强烈的专制特征，以权力专制、文化禁锢、思想钳制与暴力震慑等作为维护大一统的基本手段，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固守传统古典大一统也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因素。

古典大一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稳定自洽的结构，不仅自身变革非常缓慢，也失去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清代经过康雍乾三代的发展，古典大一统发展到一个非常完善的水平，但是这一时期正是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催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西欧社会从封建形态进入资本主义形态。西欧资本主义大发展带来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为寻求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辟殖民地。处于东方的清王朝还处于古典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中，未能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在西方资本主义代表的工商业文明与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的碰撞中，传统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在战争中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古典大一统观念及其制度体系因无法适应工商业文明形成的现代国内与国际政治体系而面临崩溃危机。在外来势力侵略的同时，内部酝酿着变革的力量。在自身矛盾积累、革命力量积聚、内部压力临界和外部潮流冲刷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古典大一统观念及其制度体系被终结，中国历史进入追求和建构现代新文明的阶段，古典大一统转化为新型大一统的契机与任务已现。

（二）新型大一统建构的契机与选择

建构新型大一统的契机蕴藏在中国古典大一统解体过程中各派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的立场和态度之中，蕴含在中国历史发展演进的逻辑理路之中。中国最后一个古典大一统王朝随着民主共和革命的潮流而终结，维系古典大一统的皇帝制度不复存在，古典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解体，古典大一统秩序终结，中国政治秩序重构面临重大抉择，迎来新的大一统建构契机，但是这一过程充满艰难曲折。古典大一统终结之后，中国经历长期的政治失序状态，经历多次建立新大一统的选择。[5]中国古典大一统终结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民主共和革命派发起武装革命，试图推翻王朝统治秩序，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具有较为清晰的建立新政治秩序的目标，但是政治力量并未取得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古典大一统政治秩序核心的清王朝在与各派政治势力最后达成妥协，中国在不发生领土分裂的前提下实现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形式转变。虽然这一转变具有不彻底性，但为中国建立新型大一统保全了完整领土空间。同时，各派政治力量政见分歧，乃至战争不断，但是各派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建立各自主导的新大一统政治秩序方面的追求是一致的，这为中国从古典大一统最终发展为新型大一统提供了基本思想根基。

中国新型大一统建构的总体图景是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文明国家，这是中国持不同学说政见精英的共识。但问题是对于中国现代化文明国家的理论建构和道路选择存在严重分歧。从理论建构和道路选择上看，主要分为三大主张。一是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作为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模本，主张走资产阶级革命建国道路，将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少部分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知识分子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到建设现代中国的资源。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中国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主张各有理由，在实践中，主张走资产阶级革命建国道路的以孙中山为代表，最后通过国民党领导建立了名义上的党国大一统。

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大一统体制具有现代性的一些特点，但是党国大一统存在内部致命的缺陷，主要是党国大一统缺乏现代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理念支撑，在政治结构上采取一党专制，不能建立包容性的政治架构，不能有效有机整合国家政治板块，维持党国大一统主要依靠军事、警察等强力系统和暴力恐怖统治手段，国民党的党国大一统是形式上的，缺乏实质性的大一统认同，注定了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大一统无法长期维持。[6]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试图从传统古典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中寻找建构现代国家的资源，所谓以“新内圣开出新外王”。[7]这种思潮缺乏具体的实践，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且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建构之中，显然不能成为建构新型大一统的主要力量。在尝试各种建构新型大一统国家的理论和路径失败之后，建构新型大一统国家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建构新型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建构新型大一统文明国家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新型大一统建构的指导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新型大一统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具有深刻的理论、现实和发展逻辑。从理论逻辑视角看，中国新型大一统建构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文明国家，马克思主义建构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型社会形态，中国在选择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具有理论必然性。从现实逻辑看，中国选择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文明国家在实践中遇到极大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是维持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侵略中国资源、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中国要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围堵中找到抵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理论武器，最合适最管用的即是马克思主义。从发展逻辑看，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国，建设现代大一统文明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马克思主义以现代工业的主体无产阶级作为运用者，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无产阶级觉醒并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领导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将中国从传统摆渡到现代的可靠理论渡船，中国共产党是将中国从传统摆渡到现代的可靠领导舵手。

中国新型大一统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指导，但古典大一统的优秀遗产依然十分重要。古典大一统到新型大一统的转型是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中展开的，是历史的发展，而非历史的断裂。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中国古典大一统优秀遗产是建构新型大一统的重要资源。新型大一统与古典大一统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政治价值、制度选择以及社会思想的现代化上面，但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结构、地理空间等很多方面依然保持古典大一统的元素，且这些元素是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特质所在，是民族的象征，也是建构新型大一统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要素。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典大一统优秀遗产之间存在高度契合。中国从西周开始，以礼乐文明代替鬼神信仰，确立人文主义的世界观；统治合法性来源于保护民众，建立统一的官僚体系进行国家治理，确立人本主义的政治观；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普遍建立起以现实和人的关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经济分配观念上，中国儒家经典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形态大同社会是普遍平等、普遍富足的社会，历代思想家对大同观念的阐释从未间断，大同社会图景成为圣贤理想和百姓愿望，也成为历代贤君能臣的努力方向。中国传统思想中人文主义世界观、人本主义价值观和大同主义的理想图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之间存在高度契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以来成为新型大一统建构理论指导的另一重重要原因。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古典大一统优秀遗产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新型大一统的思想理论框架和实践推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