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的“一带一路”海外学术框架及传播图景研究（2013—2023）

[摘要]海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经过十年的精耕细作，已经从大写意转变为工笔画，对百年变局中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展开各类合作项目，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展望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推出的理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经过十年的推进，中国在与沿线相关国家开展合作项目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形象得到了进一步重塑及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政党及其智库团队都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组织力、凝聚力与感召力，也充分感悟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一带一路”的海外学术研究图景也呈现出了海外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与实施过程中，东南亚、南亚、南欧和拉丁美洲将会成为未来实施合作的重点区域。由此可见，这样的研究成果也为我国今后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准施策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全球化；一带一路；中国共产党；组织力；海外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5—0104—10

[作者简介]庄严，男，中共广西区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一带一路”与国际传播；文吉昌，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海外中共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实施了十年，通过海外学者详细的论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图景及研究框架主要聚焦于过去十年的经验总结与未来几年的发展预判。从这些海外学者相关理论成果的研究可以精准地理解当地政府、媒体、人民群众对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路径的理解和评价，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国际项目合作、国际文化传播的实践中知己知彼、精准施策。

一、十年来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热点透视

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涉及很多方面，部分专家学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有怀疑和不解的态度，也有少部分海外学者提到了“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等问题。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从正面视角解读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现出的全球发展的新气象。

（一）欧洲及日韩学者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热点

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全球经济战略，以往的国际性经济战略或多或少都携带着一定的经济入侵元素，都强调经济结果的单方面获利，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以往经济发展倡议有很大区别。“这主要因为中国并不是要用刀剑和美元来征服整个世界，中国政府也没有倚强凌弱，让弱小国家在贸易互动中担负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更没有让实力弱小的国家被迫选择自己不愿去运营的商贸项目。十年来，中国正在不断深化自我认知，推动世界政治民主发展的同时，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倡导的公平参与的主动性和主体性。”1当然，也有海外学者深刻分析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意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有力回应，中国欲想通过“一带一路”中相关项目的合作让亚洲成为新世纪发展的地理核心。通过海外文献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区域研究中，不同国家的学者也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分析该倡议的推行对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推动作用。比如，德国学者沃尔福恩·缪勒在2021年总结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在欧洲地区饱受关注，少部分学者担心该战略会缩小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甚至很多大型的资本集团都在增加贸易壁垒，希望获得当地政府的保护，“然而，中国并不打算用‘一带一路’削弱欧洲或欧盟，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倡导多边秩序，中国公司在南欧和东南欧所做的长期投资是基于商业利益，中国公司能够进入欧洲市场，可以帮助欧洲市场实现更快的国际化转型。”2有的海外学者认为，虽然从2020年开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投资有了明显下降趋势，但这主要原因来自中国国家内部的资金监管，目的在于将有限的资金投资更有价值的欧洲项目。日本区域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时始终保持了一种保守的心态，这是因为受到日本政府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影响，日本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之中没有找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最佳切入点。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亚洲塑造了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变化影响了传统美、日、韩在亚洲所形成的政治辐射力，日本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缩小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并希望影响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到印太战略中。日本首相的国家安全顾问松浦健太郎就曾公开建议“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成为印太战略的合作伙伴，并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项目推广到印太地区，实现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与稳定。”3还有一部分日本区域研究学者怀着乐观的态度，认为日本正在潜移默化地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因为中国内陆地区与日本的私营部门在能源生产、风力发电、太阳能科技创新等领域有着大量的合作订单。韩国与日本也有高度的契合性，都是在欧盟政治影响下表现出模棱两可的决策，虽然表面上没有明确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但实际的经贸合作早已展开，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中日韩的经贸循环模式。

（二）东南亚、南亚学者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热点

东南亚区域的研究者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区域的影响力，很多学者都关注了新加坡尤索夫伊沙克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公开的《2022年东南亚状况调查报告》，报告中标明超过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虽然有少部分受访者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存在波动和风险，但是多数人都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刺激东南亚经济带来的活力和创新发展模式。1海外学者们关注到，尽管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在缩减，但东南亚地区从2020年以来的相关投资项目资金却在不断增加，这些项目主要包括财政投入和基础设施投资两种形式。从现有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官方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比较活跃的有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与中国签订了很多合作项目。东南亚地区的学者们还关注了该地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具体类别，并指出能源、运输、金属、建筑和化学品等领域是常规合作项目。东南亚区域研究的韩国专家李东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近几年如中国电力建设公司、中国国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东南亚开展了广泛的投资，国有企业占比远高于民营企业的占比，“特别是在疫情三年，中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数字化治理项目不断创新，这些新项目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重点。”2而南亚区域的海外研究学者们关注了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适应性，从总体上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南亚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的改变。南亚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主要以工业为主，“南亚地区的进展也有利于促进中印经贸交流，将中印政治关系推向更好的未来发展方向。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将设施联通作为中印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抓手。”3但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印-美”关系的特殊影响，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数量和种类有限，美国不断推进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合作项目，希望通过“美—日—韩—印”四国的军事合作形成环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经济联盟。但与之相比较，巴基斯坦则广泛参与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也在国际上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辐射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重点项目不仅有工业园区、农业基地、轻轨高铁与机场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有能源生产项目，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世界单体最大的太阳能农场项目。”4“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大幅度地提升了巴基斯坦沿海地区的国际贸易，同时巴基斯坦的海军建设也因此得到了重点发展，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实现了从保护海岸线拓展到保护港口及周边海域，以及应对周边恐怖主义威胁等。”5

（三）美国学者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热点

美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极端：支持该项目的学者从定量结合定性两个方面论述了该项目的可行性以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的改变。而另一部分学者从一些细枝末节上找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结论也显得偏激。美国学者托马斯·菲格尔认为：“十年前，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作为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但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共和党大量宣传中国发展对美国人带来的威胁，强调中国的发展严重侵犯了美国人民的利益。现阶段民主党的拜登也沿用着特朗普时期对华的论调，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从友好合作转变成了对立竞争。”1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刻意夸大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进行的军事基地建设，将沿线国家的债务危机归结到“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上等。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海外的建设缺乏可持续性，这种非持续性的运营导致中国内部资金的不足，同时也会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挑战。美国学者还列举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水利工程影响下游渔业发展。还有少部分美国学者质疑“一带一路”倡议并与气候变化议题结合起来讨论，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一半以上的合作项目都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投资，这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倡议产生了分歧等，从而抹黑“一带一路”。

二、“一带一路”海外叙事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共产党形象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让世界看懂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策略，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和外交领域，海外学者从中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信心。十年来，海外学者们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方略，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坚定对外开放的理念，修路、建房、招商引资是共产党人开展经济建设的标志性策略。为此，“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在新时代搭建起通往世界各国的物理桥梁，物理空间搭建好后才能进行精神上、文明上的交往。海外学者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行的具体实践，认为这一倡议的实施具有较为完整的系统性和可行性。首先表现在相关工程的参与者具有组织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非常明确且具有较高的凝聚力，任何一次海外铁路项目的建设都凝聚着国外企业、海外当地政府以及配套服务的供应商们的积极参与。这种全面领导和系统性的治理能力让‘一带一路’的海外工程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2很多海外学者都在具体的案例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政治引领力和组织凝聚力。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结论可以发现，海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与中国国内所讨论的“四个之问”的议题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提升沿线国家的民生质量。在回应世界之问时，中国共产党人也通过加大对外开放、拒绝零和博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解决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文明赤字等发展难题。“一带一路”蕴含了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一理念的推广有助于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从这一点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早已超过中国地区单方面的经济发展，而转变成一种对国际性的有益探索。”3

（二）海外学者聚焦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播力研究

除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引领力和动员力，海外学者们还特别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播力。很多海外学者都关注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与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之间的关系。海外学者们认为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宣传中国文化、中国理念、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的重要路径；同时，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让沿线地区的政府机构和当地百姓都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胸怀。“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五通”的合作，但受到不同地域空间文化的影响，经济合作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孔子学院，可以提升中国文化传播。众所周知，“在不同国家参与孔子学院活动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且很多人都是当地商贸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这非常有助于中国与当地实现更加紧密和长远的全方位合作。比如，在分享贸易信息、建立互惠平台、完善协商机制、减少文化冲突等方面都将展现孔子学院汇聚人才的优势。”1还有的海外学者通过研究孔子学院的建设来剖析国内外的制度差异与文化差异。通过定量结合定性的分析，海外学者们发现国内外文化差距越大，相关地区的孔子学院制度建设就越是趋近于海外当地的企业制度。2这一研究表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需要抓手，因为这有助于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的传播，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实践还需要更多的制度性保障，而海外大中型文化传播（传媒）企业的建设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媒介。此外，海外学者还从理论上对“一带一路”的倡议叙事进行了深刻分析。比如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阿利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mon）教授从世界非传统性安全视角出发，论述“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问题。其相关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传播信息的可信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推行的新型世界交往方式，但对世界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意义。“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工程的开展及其国际传播的话语要重点突出世界各地人民的情感共识与价值共识，可以通过隐喻和类比的叙事方法，将倡议背后的历史实践、政治观念、国际预判呈现出来。“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了国际政治叙事思维，这场叙事不仅涉及中国的公共外交策略，同时也牵涉沿线地区反恐、反贸易壁垒等热点问题。战略叙事环境的构建至关重要，海外研究者们认为需要深刻理解国际权力、国际传播、国际影响力在整个叙述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不论是哪一种叙事方式，相关的话语体系和学术理论都必须要与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一种能够有机生命的形式（organiclife-sorms），以此让世界各国的受众充分感受到传播内容和叙事内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