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背景下金融资本运动过程及矛盾分析

[摘要]20世纪70年代，为了缓解资本过度积累的压力，资本重塑了生产结构、国际关系和社会形态，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适宜的国际环境，金融资本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进一步将国家、社会民众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形成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新帝国主义，同时也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国家权力衰微、社会危机频发等问题。从金融资本的运行基础、过程和矛盾中探寻当代金融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揭开新帝国主义的迷雾，认清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本质，为我国正确认识和应用金融资本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资本；金融化；新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5—0114—07

[作者简介]余易芝，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吴晓梅，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在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美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危机证明了传统资本积累方式难以为继，帝国主义开始向新帝国主义转变，资本主要积累模式转变为以金融资本为手段的掠夺式积累，原本集中在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占有，扩展到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包围，用一种更加隐蔽、合法的方式进行价值转移和占有。尽管金融资本表现形态、掠夺方式有所变化，但列宁所指出金融资本内含的寄生性、腐朽性本质仍未改变，反而进一步深化。金融资本拥有了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生活等全方位的支配特权，建立起凌驾于全球范围的寄生性积累体制。

一、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修复。列宁认为资本的对外扩张的特性是资本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1]547在借助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资本主义深度和广度的过程中，金融资本不断调整自身存续和运行方式，最终形成了以企业联合为主要手段、跨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进一步加强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

（一）金融资本与新帝国主义的形成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大卫·哈维在分析新帝国主义时指出，“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循着过剩资本的轨迹去寻找与它们的吸收或贬值相联系的基于地理和领土的实践。”[2]这一实践就是以金融资本为手段对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剥夺性积累”。20世纪以来，资本金融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的强大和产品金融化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市场开放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性，促进了跨国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金融市场超额利润的追求很快取代了对于产业利润的追逐，金融资本成为资本运转的主导力量。

金融资本是新帝国主义形成的动力与手段。大卫·哈维认为新帝国主义是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应对资本过度积累的战略性选择，也是美国世界性霸权模式的必要调整。一方面，新帝国主义的建立是资本应对利润率下降、实现增殖的必然要求，寻求新的市场，向世界范围扩张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由于国内资本积累过度，无法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可持续积累，转向以掠夺式积累为主要方式的新型积累方式。“正如列宁、希法亭和卢森堡在20世纪之初所评论的那样，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变成了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3]86，新帝国主义不再通过暴力手段进行领土控制、殖民统治和掠夺，而是侧重于以“和平、理性、自由”为基调进行金融控制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美国在生产领域的霸权地位下降，为了维护其自身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必须对国际格局进行相应的调整；金融资本能够摆脱区位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频繁流动，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为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提供了工具。美国凭借原有的技术垄断、经营垄断、资源垄断以及军事霸权，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等机构组织成为新帝国主义建立中的重要推手——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形成制度性压力与胁迫，迫使它们参与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建立起不对称的生产、贸易关系，并从中攫取大量财富，最终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寄生性积累格局。

（二）新帝国主义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新特征

第一，金融资本的形成方式由个人资本联合转变为企业联合，跨国公司成为金融资本的驱动者、控制者。二战后，金融去中介化使得个人、企业可以跳过商业银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降低了银行储蓄在社会资产中的比例，缩减了银行贷款在国际信贷体系中的份额，冲击了银行在金融市场的支配地位，大量金融交易、产品直接由金融机构处理，形成了新的国际金融结构。随着金融市场发达，企业制度的成熟，金融资本往往通过公司进行整体性资本融合，个人则隐居幕后，跨国金融机构、企业成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操作者。相较于以个人资本家联合形成的金融资本，现代金融资本更多以企业为单位进行联合，所控制的资金量更多，各企业之间资本交错，金融资本凌驾于职能资本的支配权深化，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加深。事实上，当今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均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深化分工协助和资源配置的结果，通过对外投资、产业迁移等形式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卷入其主导的全球经济系统，又凭借其资本、知识产权等优势榨取全世界的财富。

第二，金融资本获利手段多样化。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金融衍生工具、手段多样化，金融资本不仅多维度对剩余价值存量进行分割，还进一步对未来剩余价值进行预定，对剩余价值进行时空配置。传统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价值分割，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当代金融资本在延续既有规律的同时，价值分割形式更加多样，除了通过股票等传统金融工具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还创造了一些为锁定价格、分散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如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远期合约等，并以此为依托进行投机性金融交易。大型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操纵各国的汇率、利息和证券，不仅获得因汇率变动产生的投机收益，而且通过“操作”本身获取了更大收益[4]。

第三，日常生活金融化程度加深。早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就注意到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从学校和教育、保险、交通、燃料和供水，甚至直到死亡，还有墓地公司等待着，资本贯穿了人们一生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政治实践，更是社会、文化等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包围，金融资本的触角无处不在，或是以信贷诱惑劳动者使其背上债务负担，或是与国家联合参与管理劳动者强制储蓄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将个人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劳动者被卷入债务陷阱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需要”，而是资本精心编制的牢笼。由于工资的制度性约束，工资实际价值增长慢于名义价值增长，因此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并未提升，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成本的提高，法律强制要求缴纳保险等等，种种因素将劳动者卷入金融体系，使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对劳动者未来若干年的工资进行优化配置，并从中以管理费、利息等名义获取巨额收益。

二、新帝国主义背景下金融资本的运行基础

（一）信用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完善是金融资本运行的制度前提

金融资本的形成和流通过程依赖于信用体系和金融市场。大卫·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指出，尽管马克思对于金融资本没有系统论述，但“他对金融资本的界定隐含其中：那就是一种以信用体系为中心的特定的资本流通过程[5]283”。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涉及广泛，包括银行信贷、商业信贷和金融市场等等，从生产过程中闲置的游离资本，必须借助信用与金融才能回归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只有运动中的资本才能实现增殖，而信用和金融正是资本运动的润滑剂。

信用体系与金融市场既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前提，又是金融资本深化、扩展的平台，是金融资本控制权实现的媒介。信用体系与金融市场在推动资本集中和资本一体化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而随着金融资本家权力的扩大，操纵信用和虚拟资本，影响产业资本的决策和生产过程，又成为金融资本干涉现实生产的手段，进一步推动生产过程金融化。信用最初只是资本流通中介，随着货币经营业发展为银行业，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可以说，掌握了信用配置，就掌握了资源与市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巩固了金融资本凌驾于产业资本的强势地位。

信用体系使金融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张成为可能，并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对全世界的生产活动产生影响，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和危机转移。“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6]544金融资本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等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后发国家，建立起世界市场，本质是资本在全世界试图寻找实现利润空间的运动过程。

（二）国家对金融资本变现能力的保证是金融资本运转的后盾

国家在金融资本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权力维护着“金融资本－货币－实体经济”关系，通过法律、政策等维护金融资本的货币基础和“虚拟—现实”之间的转换能力。金融资本的权力是一种虚幻的权力，是依托于信用体系的虚拟资本，使虚拟价值可以转换为现实产品，维护、贯彻金融资产变现的承诺，在危机时，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及时注入流动性，防止金融崩盘。金融资本建立在对货币价值、未来收益的预期之上，其本质是对未来剩余价值资本化，市场稳定性、经济信心等因素对金融资本的基础和运转有着重要影响。“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3]670”，一旦出现信任危机，就会产生止赎、资产贬值等，信用基础丧失而产生的挤兑通常会引起流动性问题，对现实生产产生恶劣影响，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三）新自由主义思想是金融资本深化的意识形态支撑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鼓吹金融自由化、公共职能私有化，为金融资本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温床。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需要大众动员、自愿服从，在自由与民主旋律下，需要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将思想灌输到大众头脑中，形成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愿服从以及边缘化“特殊利益者”[7]。新帝国主义不仅将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进行构建和推广，还通过各种传媒将自由贸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渗透到日常生活，转变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金融资本规定的社会秩序中生活，营造了私有化、金融化一切事物的倾向，社会与个人都陷入了追求货币金融财富的狂热中。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日常生活金融化程度加深，扭曲了人们的财富观、价值观，加深了货币拜物教，使人们价值判断、生活方式以及待人接物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疏离以及种种不安全感、暴力和无休止欲望造成的普遍焦虑”。[8]372维护资本主义首先是维护个人与家庭价值，因此必须维护金融稳定以保障个人价值与财富安全。由于私有制和分工细化，人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而生存，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动力，抑或个人所需的生活资料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获得。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确证是在与他人相互交往中达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力的成功交换，体现为个人财富的多寡。我们都需要进入市场出卖个人劳动力、换得生存资料和实现个人价值。在当下，个人与家庭的生存的确已经与资本紧密联系，保卫金融秩序，就是保卫我们现有的价值与财富。

三、金融资本运动过程中的矛盾

资本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增殖，因此“只要把金融资本看作生息资本的一种充满矛盾的流动……即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就会有助于穿透这些僵局，解开这些谜题[5]371”。要理解金融资本，就必须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分析其在运动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关系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

从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起初是作为产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润滑剂而存在，分割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回报，并不关心企业的具体经营。随着金融资本从流动资产投资到固定资产投资、短期投资变为长期投资，金融资本与企业的融合程度加深。为了确保获取预期利益，金融资本不可避免地开始插手企业生产，在资本运动过程中形成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既统一又对抗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