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摘要]历史地看，市民社会是西方现代性发轫的最初形态，因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可以被视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市民社会通常被看作由原子化个人拼合而成的社会，短暂受德国自我意识哲学影响的马克思洞察到原子式市民社会表达的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真正意义应是指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资本以特定形式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的合理性问题就成为研究市民社会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内在结合方式问题。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是历史性地而非单纯理论性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也只是用另一种特定的结合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的资本这一结合形式的共同体，仍需要来自历史实践活动基础上的总体性变革。以此观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批判为近代中国走出西方现代性框架定下了基调，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市民社会；现代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6—0019—08

[作者简介]张兵，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研究；韩霞霞，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

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关于“市民社会”出现过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20年代以葛兰西为代表提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葛兰西理解的市民社会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市民社会，他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上层建筑的领域，“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精确捕捉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文化转向，同时开启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市民社会的非经济风向”1；一次是80年代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在市民社会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来理解市民社会，“从文化现代性的潜能来看，现代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式应包括所有与文化（艺术、道德、科学）再生产相关的各种制度的合理化和这些制度的独立自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实践因为这种合理化和自主性而获得的丰富的内容”2。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革使得西方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至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起步，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学界对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也从原来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过渡到了关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争论问题，并基于市民社会的概念界定与分析，提出了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构想。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如果我们将之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即一方面马克思是关于市民社会批判中的现代性问题诊断的视野里，另一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视野里，经过这种双重勘察，深入的剖析市民社会批判这一理论的完整内涵。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中的现代性问题分析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基调，由此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历史选择，明确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一、市民社会作为现代性原生形态的三种表达

市民社会出现于西方社会自然发展进程中，是现代性的最初表现。深入理解现代性、研究社会的转型与变革离不开对传统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考察。传统市民社会包括英国式、法国式、德国式的市民社会，分别体现了经济的现代性、政治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其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现代性产生的基础，二者的分离问题构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英国追逐私人利益的利己市民

在宗教改革之前，社会成员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此时王权从属于教权。霍布斯认为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自我保存互相厮杀，是狼与狼的战争状态。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霍布斯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地位，但每个人交付个人一部分的权利，最终通过限制个人的权利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种以“社会契约”的方式组织而来的社会，可以称作政治共同体，或者是公民社会，这就是英国式市民社会出现的自然前提。英国式的市民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君主专制国家，英国以一贯的经验主义思维，把市民社会大量的经验表象结合起来，构成了关于英国式市民社会总体的理解。即从市民生活的商业和有需求的交换行为出发，得到关于市民生活的普遍的理解，作为劳动和需要体系的市民社会在英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宗教改革之后，天上的神消失了，随之出现的是一个一个的原子个人，市民社会就是一个一个的原子个人组合而成的集合体，个人不再依附于封建庄园经济，而是流入到城市之中。到洛克那里，他把霍布斯提及的自然权利改造成为财产权，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他反对外在的秩序性的限制，主张运用公意把人们组织到一起，并把个人的权利交付出去，让渡给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代表普遍意志。这种普遍意志虽不是霍布斯主张的那种绝对君主专制，但是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个人必须服从代表普遍意志的政府。

国民经济学家以市民社会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主张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主张市民社会中原子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市民社会的成员是具有理性的、平等的个体，是追逐私人利益的利己市民，这为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奠定了基础。国民经济学家定义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原则，即市民社会中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的原子个人，他们以同样的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生产和交往，市民社会的经济现象就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经济表达，对市民生活物质生产的理解，在实践上表征为英国的工业革命，由此推动了市场经济形成和工业化进程。总的来看，英国式的市民社会可以被理解为由平等交换关系构成的物和物的关系。

（二）法国神圣权利的诸公民

与持有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市民社会观点的洛克不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人进入市民社会是战争状态的开始，因此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制度上的重构，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权力的制衡，市民社会才得以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关系，孟德斯鸠是从政治维度的基础上去理解市民社会的。而卢梭是从道德维度上去考察市民社会，指出“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够充分运用合力来卫护和保障每一个结合着的人身和财富，且这一结合中的每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同以往一样自由”1。卢梭的道德及公共意志学说是指人们要进行道德建设，使人们追求普遍利益并通过公共意志结成契约社会，以此形成文明道德的社会，赋予个人以最大的自由。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市民社会形成的标志，打碎了对市民社会的封建束缚，不同于英国缓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法国的政治行动是迅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1789年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推翻了市民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的等级生活被个体的社会生活所替代，并确立了代议制民主原则，从而淡化了市民社会中的政治性质。法国启蒙运动以理性、自主性和进步的价值观为指导，进一步确立了现代性的普遍原则。频发的革命使启蒙运动“自由、平等”理念深入人心，处在革命浪潮中的这批公民可以称之为“较早具有理性、平等思想的现代公民”，其受“天赋人权”等现代政治思想的思潮引导，面对专制政体与不合理的政治乱象，选择通过多次革命推翻原有政体并构建了崇尚“自由、平等”理念的现代共和制国家。法国市民社会的演进方式是行动的、经验式的，主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实现。法国大革命标志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原有的政治共同体逐渐解体，这意味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开始。其伴随着资产阶级而产生，重新定义了公民合法的世俗政治权利，因此造就了“法国式的拥有神圣权利的政治公民”。

（三）德国自我意识层面的市民社会

德国侧重从理论的深刻性与理性自身来理解、解释市民社会。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这一实体的自我意识运动分化出的产物，市民社会在德国被理解为现代性的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正是法国大革命使得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高度赞扬，肯定了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肯定了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与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分裂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关注的重点，黑格尔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集合体，是国家这一最高伦理实体的定在，只有国家才能代表最高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黑格尔以国家这一实体概念统一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定在，试图以此解决二者分裂带来的贫穷等社会问题。

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是被批判的对象，“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1。黑格尔反对洛克、卢梭与英国经济学家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出发点，他认为以利己主义的原子个人为出发点对社会进行分析是机械的。黑格尔不认同洛克把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国家的观点，其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作出严格区分并展开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外部国家，“市民社会”的三个规定性分别是需要的体系、满足需要体系的生产活动以及司法活动。由此可见黑格尔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理论囊括了经济领域要素，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以经济活动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市民社会的体系中，个体通过劳动分工意识到自我需求的存在，产生了自我意识，进而形成了以“原子个人”为前提的“市民社会”。黑格尔认同以现代原子个人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主张以现代国家统领市民社会这一私人领域，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

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可以被视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市民社会的现代性困境通常表现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政治上的个体主义和观念上的主体主义，总的来说，市民社会通常被看作由原子化个人拼合而成的社会。马克思洞察到原子式市民社会表达的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真正意义不是以黑格尔所理解的以否定的方式结合的社会，而是指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一）市民社会现代性困境的三重形态

市民社会的现代性困境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市民社会在英国表现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现代政治国家，其现代性的社会问题最早最完整的表现出来。“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与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2。市民社会存在的经济上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即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人”在行动上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制作为考察经济现象的前提条件，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证成为天然的、合理的东西，在公开合法的私有制庇护下，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疯狂占有财富，加之市民社会中公开的竞争，社会冲突和对立持续扩大。资本对内扩张，对外进行殖民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市民社会体系中无节制的需求引起劳动和分工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给资本的出现创造了客观条件，而资本则是产生现代化危机的根源。资本的本质是不断追求利润，在资本毫无节制的逐利活动中，整个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发生了异化，一切标准都统一为金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形成的英国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虚假性，自由与平等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大多数人只是在新的工厂手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奴役、被剥削。

其次，市民社会在法国表现为政治上的个体主义。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了卢梭式的个体主义主张，追求以“自由、平等”为原则，指社会公民在社会组织和群体中都有其特殊的、个别的权利。法国人的政治的组合实质上是一种理论的狂热，政治文明自近代政治建立以来，在国家和个人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私人领域——即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人人以一种否定的、对抗的方式互相联接，以这种方式联接的社会必然产生无止息的不信任与冲突。对于“自由、平等”原则的理解，卢梭理解为拥有先天权力的“自然人”，但是在市民社会中市民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人们为了争夺、占有有限的资源，不可避免产生冲突和斗争。由此，个体主义的人所构建的共同体或社会组织这一集合体的矛盾关键在于绝对个体性的人必然是走向分散的，在政治上，个体主义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被建立起来，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幻象，即使卢梭提出了“共同的善的政治”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一个存有问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