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的逻辑延展

[摘要]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形态高度统一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交往的便捷、无产阶级的出现，使人类越来越趋向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逻辑、“三大社会形态”的发展逻辑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逻辑，科学地把握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求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与当下社会现实相结合，使人类解放诉求逐步化为世界人民的社会实践。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世界历史；逻辑延展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6—0072—08

[作者简介]邓欢，男，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在近年来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讨论中，对世界历史及全球化的实质的讨论是一个被关注的重要话题。对全球化实质认识上的分歧，重要的一点是涉及世界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方向的问题。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问世至今，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无数次局部冲突的爆发，以及数不胜数的恐怖袭击的侵害，但是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命运与共”的时代诉求、价值取向未曾动摇，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对“命运与共”的共同关切与美好期待从未停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世界历史的发源和形成来看，所谓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的全球化，从其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的结果来看，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是指向共产主义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求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变革。那么，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正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历史准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与当下社会现实相结合，使人类解放诉求逐步化为世界人民的社会实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

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历程，得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科学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运行规律，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弊端，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日渐完善的“分工”和“交往”使得各地区和各民族间的原始、封闭状态被彻底改观。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繁荣。19世纪30—40年代，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成功完成，资本主义逐渐成为欧洲国家的主导社会制度，欧洲国家因此而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制造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业品，被誉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资本向世界扩张准备了物质基础。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也为满足贪欲和致富欲提供了有效手段，两者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和加剧了其无止境的扩张和膨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P560世界历史的到来既是生产力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又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的物化形态。

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酷的压榨与掠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2]P874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推动市场国际化，进而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化。一方面，资本通过掠夺与垄断，打破了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经济的藩篱，把民族国家纳入世界市场，演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历程伴随血与火的战争，乃至“民族灭绝”式的屠杀，野蛮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同化”。残酷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剧烈的争夺世界市场的商业战争，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区域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成为资本肆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资本高度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巨头手中，工人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迫害，甚至普通资本家也被资本巨头所剥削。在这种境况下，资本甚至走向垄断，奴役、压迫、贫困成为悬索在工人头顶上的桎梏。恩格斯指出：“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3]P553-554世界市场的形成，放纵了私欲横流的自然本性，演绎着达尔文个体生存斗争的动物特性，形成了资本家之间拼杀、博弈、撕裂，而又垄断的“共同体”。

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交往的便捷、无产阶级的出现，使人类越来越趋向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不是为了描绘、呈现世界历史的全貌，致力于为历史学增加一个学派，而是在深入把握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基础上，研究阐释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条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和毕生事业。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石。其一，马克思通过对“生产与交往”“劳动与资本”“分工与市场”等概念的剖析，揭示了社会分工与共同体发展的辩证关系，承认“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共生并存。这同样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的原则之一。其二，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逻辑的全球掠夺和血腥扩张，共同体形式是虚假的、虚幻的，其背后是资本的共同体，而非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是想象的主权中的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1]P3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力的“虚幻的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是能够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为每个人、所有人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真正的共同体”。其三，世界历史的生成和“世界性”的个人发展过程相融合，二者统一于世界历史生成过程中。从历史上看，孤立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存在往往是和生产力的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长期缺乏普遍交往，那么，就无从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世界性”的个人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形成。其四，民族史走向世界史，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所表述的问题及实质是一致的。单个国家、民族很难谈及共产主义，只有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命运与共，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新的世界观指引下，“解放何以可能”得到科学阐明。马克思揭示了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将其置于民族历史的进程中考量：“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4]P35如果说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并制约着整个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发展的状况，那么在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将面临巨大改变。首先，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导致人类的文化交往、政治表达、精神追求随之具有了世界性，人类的利益、责任、使命等也随之具有了世界性。简言之，在世界历史形成的境遇中，不管什么肤色、种族、地域的人都有了共同利益、也相应肩负着共同责任。这是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逻辑。其次，作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社会存在，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状况的社会意识——人类对“终极关怀”的理解，对人类命运的认知，必然具有鲜明的世界性。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本国人民手中，人类社会的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手中。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世界历史向何处去、该如何走，决定了人类的前途和未来。世界各国的人民应当携起手来，“树立命运与共的理念，改变独善其身的意识，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美好世界。”[5]P12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不仅是中国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感性直观”的反映，更是一种“实践”着的“人的感性活动”，揭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逻辑，必将指导并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历史所指向的共产主义，不仅是推翻资本统治的一种新型制度，而且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共产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三大社会形态”历时性变革

人和人类命运的问题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问题，而共同体则是马克思观察和研究人类历史、思考人类命运、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范式。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状态和解放程度为标尺，提出人类历史发展依次经历了“人的依赖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状态”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三种社会形态。而同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关照，超越了“世界何以可能”的理论范畴，向着“解放何以可能”的价值诉求而转向，彰显出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马克思在深入考察人的存在方式的演变历史，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在表现后发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P52显而易见，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界定围绕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展开，最终要实现人对物的超越，即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起源于共同体，人类历史在共同体的范畴内发展和演进。人类社会的早期共同体是以“人的依赖状态”为基础自然自发形成的共同体。在原始社会，人类劳作的目的仅限于生存，人与人之间结成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初始共同体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6]P6这种高度依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血亲依赖、生存依赖和利益依赖。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原始社会的个人生存才可能得以保障。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个人必须依附于共同体才能生存，这就决定了共同体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控制力量。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制约，生活于传统共同体中的人们实行财产共同所有，共同享有劳动成果，不会因为共同体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激化的现象。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只是为个人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仅不能满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还极大地压抑了人的个性、尊严和价值。这与人类理想的共同特性形式相差甚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人类的逐利性逐步彰显，越来越想突破这种共同体对人的束缚，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时代共同体形态的出现就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

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以工业社会的到来为显著标志的。西方政治思想家通过建立契约社会构建了一个较之于封建和农业社会更良序的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文明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缺陷。资本主义共同体并不是实质上有着共同体生活内容的共同体。阶级对立、民族冲突、利益争夺是资本主义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这正因为如此需要借助法律、制度、组织等限制人的行为，形成一个形式上一致实质上分化的共同体。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形态是抽象的、撕裂的、虚假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法得到化解。政府和社会组织至多能在二者之间调和，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路，当前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即处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社会主义并行的“第二大形式”之中，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包含于这种社会形态里。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卷入、适应、创造、内卷、经历着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转型，从开放、半开放向“世界大同”的转变，从民族史不断走向世界史的转向。在这种“历史转变”“经济转向”“社会转型”相互交织的世界，人类已进入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新阶段，人类生存和发展处于复杂多变、风云变幻的转型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持续上演，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又造成严重的生态恶化、能源紧张、贸易冲突等“全球性问题”，不可避免卷入现代性的悖论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支撑了“现实的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创造性，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形成了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又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4]P34这使得人类处于“物化”和“异化”的生存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