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左翼力量视野中的中西抗疫及其启示

[摘要]国外左翼学者在疫情中更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自身弊端及应对疫情的无效、无能、无语手段。疫情仿佛资本主义固有危机的催化剂，让本就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雪上加霜。在对比了中国抗疫和西方抗疫的原则、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效后，相当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党提出的“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新判断，这一判断值得关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坚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相信社会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佳替代方案。

[关键词]国外左翼力量;中西抗疫;启示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44—07

[作者简介]吕莹，女，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党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赖于各国共产党、左翼学者的引导与探索，新冠肺炎常态化应对仍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国外左翼政党和学者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加激烈地批判，他们批判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动员工人和各类组织开展自救互助活动。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新自由主义在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巨大危机。面对危机和矛盾，左翼力量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世界青年的思想流向有无改变？都是后疫情时代值得思索的重要问题。

一、疫情让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跃然纸上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大爆发，让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无能和堕落更加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同时呈现，新自由主义也无法解决生产方式与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医疗保健结构的历史性失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无序混乱，灾难愈演愈烈。

（一）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疫情的冲击下雪上加霜

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3月4日，全球已报告COVID-19确诊病例440，807，756例，包括5，978，096例死亡。[1]这一场席卷全球的危机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安宁。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当局也争相回应，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直言不讳地告诉民众：“不幸的，您的亲人可能会去世”。同时，英国保守党当局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流行病及其后果。弗雷德·韦斯顿是这样形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股市暴跌、惊慌失措的人群批量购买物资。西方世界开始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疫情中风雨飘摇。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因素为利润前景，并非社会生产需要。胡安·克鲁斯·费雷更是直指彼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资产阶级，他认为“自这场危机以来，白宫和大多数立法者更关心的是维持商业信心和避免经济中断，而不是挽救生命”[2]。他认为特朗普的抗疫政策实施曲曲折折，遭到民众斥责与反对原因除特朗普本身性格外，“表明资产阶级之间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上存在更深的分歧。”[3] 这样的分歧是由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包含了各种利益群体和力量，这些不同的群体促使资产阶级在应对危机时各怀鬼胎，无法形成抗疫合力。巴特勒曾经精准地描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病毒本身不会歧视任何人，但我们人类会，因为我们是由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资本主义的交织力量形成和驱动的”[4]。事实上，这一不平等状态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社会状态。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对每个人的生命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这也使原本在虚假繁荣中掩盖的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再次显露。正如弗雷德解释的那样，该病毒最终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诱因，这使所有现有的累积矛盾浮出。[5]

越来越多的力量认识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使他们无法安稳地度过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社会中左翼组织的呼声越来越强，社会主义转向的诉求不断升温。社会主义诉求组织（劳动和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声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流行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的毁灭进程，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以及它无法适应人类的需要的事实。它表示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样的生死问题将把阶级意识展现在突出的面前。”[6]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虚伪面具被揭开，人们越来越清醒到意识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自私与无能。胡安·克鲁兹·费雷以意大利为例描述了西方世界的政府被质疑的情形，做出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兴起的判断。“在意大利，这种公开爆发阶级斗争的趋势达到了最高形式：工会联合会呼吁在3月25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扩大‘基本’业务的定义。”[7]比利时共产党公开倡议，“让我们不要被资产阶级政府的措施所愚弄：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会采取反人民的措施，并且会优先考虑垄断者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健康！组织起来，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8]与此同时，各国寻找本国出路的同时也看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科克大学海事论坛的创始人和主任杰姆·古德尼兹十分肯定亚洲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地位，他不断思考本国的出路，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华盛顿共识岌岌可危，他倡议土耳其需要回归其创始价值观，即凯末尔主义国家模式，加强与亚洲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吸取欧盟和美国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危机管理失败的教训。[9]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对中国的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中国的隔离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公民，包括俄罗斯人都至关重要。“通过关闭他们的国家，中国人帮助我们做好了解决问题的准备。这同样适用于意大利。”[10]全球32个左翼政党组织在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联合发声，认为目前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彰显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挫折和无能！这表明帝国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不能再运行的阶段。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答案。[11]

除此外，美国年轻人开始关注到社会主义的可能。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阿克尔对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罗萨娜·坎布朗和乔·西姆斯的采访中问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另类社会的兴趣似乎正在高涨。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CPUSA如何干预与左翼、进步和民主力量建立联盟？”两位领导人表示，的确，青年人和其他人的思想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这是非常可喜的。这可以归因于麦卡锡主义反共势力的衰落以及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现阶段所引发的恐怖。[12]他们还认为，美国越来越少的人相信环境、战争、不平等和医疗体系等问题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他们认为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他们在尽一切努力鼓励和支持这一现象，并将其转向有效的政治行动。拉特格·布雷格曼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正在结束，接下来是什么？》中写道，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持乐观态度——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选民是新自由主义里根的最大支持者。）[13]

（二）新自由主义面临新一轮巨大的危机

新冠肺炎的爆发和蔓延促使外国左翼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新自由主义。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hews）批评了新自由主义下的医疗体系，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霸权力量，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的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资本主义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消费社会似乎无能为力，许多消极因素已经在多方面暴露出来。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引发的资本逐利流动从根本上忽视了对社会保护机制和重大流行病相关药物的研究，这直接导致了疫情期间公众的大规模感染和疫情隔离期间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消费社会的无情破坏，导致“左翼”甚至“非左翼”西方学者的强烈批评。与此同时，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团结”“医疗保健”和“平等”等话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所言，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让公众完全暴露在外，并没有做好应对冠状病毒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1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快变成了需要政府干预的经济危机。胡安·克鲁兹·费雷批判道，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出的刺激计划是对资本的慷慨馈赠，并附有对工人的可怜的经济支持。[15]新自由主义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国家治理失效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下，私人资本进行无限增值，却使公共领域形成无人问津的真空地带。在疫情背景下，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落后和腐朽，也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催化下，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加深造成此次疫情的严重危害。

多数人认为，此次危机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甚，是让新自由主义面临崩溃的一次渗入型危机，一次更令人震惊、更具破坏性、更致命的危机。鲁特格·布雷格曼痛惜道，“根据英国中央银行的数据，英国正处于1709年冬季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前夕。在短短三周的时间里，美国近1700万人申请了经济影响补偿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16]这一现象对西方世界来讲不容乐观。尽管来自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与冠状病毒交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努力是为向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过渡做准备的一部分，并没有真正、真心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如若如此，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被消灭，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海啸将震撼新的全球经济体系，陷入混乱和衰退。塞姆·居尔德尼兹直言道，“社会经济危机时代即将来临，随着各国与失业和经济失衡作斗争，威胁现在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17]萨默斯认为，当前危机的深度至少是大衰退的两倍甚至三倍，也可能威胁到银行系统，并且衡量银行在危机时期的生存能力的压力测试是不可信的。乔·西姆斯表示如果萨默斯是对的，华尔街可能会遇到大麻烦。[18]

在新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寻找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出路似乎并不奏效。杰姆·古德尼兹断言，依赖美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体系正在崩溃。这种情况为从金融资本的废墟中恢复实体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他认为这次危机与2008年不同，仅通过改变利率或向市场释放资本并不能解决问题。[19]鲁特格·布雷格曼认为，资本主义的小伎俩再也不奏效，不像“债务抵押债券”或“信用违约掉期”经济名词的深奥不被了解，病毒是所有人都清楚的。“2008年后，鲁莽的银行家往往将责任推到债务人身上，但这种伎俩在今天不会奏效。”[20]疫情下的新自由主义表现让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新自由主义中能找到方法渡过危机吗？”乔·西姆斯肯定地说道：“被困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框架内是不可能找到替代品的。”[21]的确，只有脱离新自由主义才能寻找到正确的替代方案。我们应该走一条清晰、透明的新路，并始终如一地应用旨在实现广大公众利益的规则。在这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利益最大化所涉及的利益必须降到次要位置。正如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所提出的那样，替代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和民间社会有计划、直接（非市场）、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支持重要系统。他还呼吁是时候回想一下浪漫左派看似乌托邦的口号：“为了人民，而不是利润！”[22]

二、疫情中中西方治理下的左翼新判断：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

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模式”的对比在疫情中更加鲜明。疫情时代下，一个努力推进外交政策，发展伙伴关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个不断推诿责任、撕毁信誉，仍然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哪种模式更优，已一目了然。就目前的结果而言，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模式”在抗疫方面的赞扬已很能说明世界普遍的观点和态度。

（一）在当前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模式的“治理之道”。首先，中国取得了胜利，体现出了中国优势。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中与病毒作战时，以人为核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民众放于第一位置，为此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应对这样的全球危机时，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然失效，以资本为核心的模式显然无法与社会主义模式下的“以人为本”相比拟。在这场战斗中，党在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彰显了力量，是中国能够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广泛扎根于社区和工作场所之中——这确保党能够时刻关注并及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23]，弗朗西斯科·马林乔如是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和核心的领导力。匈牙利学者蒂尔默·久洛对中国一直依赖推行的政策表示高度肯定，他认为，“中国一直是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强劲的增长引擎。中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以及促进开放的世界经济”。[24]中国这股强劲力量已越来越受到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大放异彩。其次，中国为世界做出榜样和贡献，提供宝贵经验。疫情是世界人民面对的一场共同考试，中国在疫情中呈现的优异答卷，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中国在这次全球战疫中一直冲锋在前，同时号召各国相互合作，可以称得上国际合作名副其实的引领国。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发出中国关于各国携手联防联控的倡议，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和肯定，展现了在国际合作中的中国面貌。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赫鲁贝克说：“疫情需要各国充分共享信息、调配资源、互相扶持，中国在这些方面为全球树立了榜样。”[25]的确，中国在疫情中不断分享自身宝贵经验，主动向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伊朗、意大利等）提供支持，为赢取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