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述评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转化依据、价值意蕴及化解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中存在对主要矛盾本身及其关系认识不深、研究方法单一、内容不全面、缺乏系统论思维、国际视野不足、实践转化不够等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应有新思路，即准确把握其内涵，优化研究内容与方法，拓宽研究多重视野，使研究成果落地生根，向更高层次研究。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51—09

[作者简介]邵俐蓉，女，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曹均学，男，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作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论断一经提出，迅速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全面梳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的不足，对我们党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概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颇丰，主要涉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内涵、转化逻辑、价值意蕴、路径选择等方面。

（一）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研究

对基本概念的正确解读，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代，何为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指的又是什么？只有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才能深入探讨其价值所在，才能优化其路径选择。目前，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界定。美好生活并非“乌托邦”式虚幻的理想，也异于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温饱问题的生活目标，而是在新时代这个特定的语境下，能为人们目光所及并深切感受到，贯穿于社会各领域、多方面、深层次的高质量生活引领。“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群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断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要。这表现在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同年我国恩格尔系数进入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间，消费热点由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实物消费，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兴服务消费转变。[2]韩喜平、金光旭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全面需要，这种需要不是静态和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需要。[3]张明军、朱玉梅认为，美好生活需要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多样化多层次需要。[4]王红霞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包括 “硬性需要”和“软性需要”，前者指的是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后者是说人民群众在精神心理上的需要。[5]新时代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基础，是全面与均衡发展的理想生活，应全方位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美好生活需要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一致。佟德志、刘琳认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更加多元，人民逐渐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6]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7]

2.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研究。“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关乎国计民生，是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问题的反思、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对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内涵，学者们也做了深入地解读与探究。董小君认为，不平衡是指横向层面诸多要素配置失衡，导致的过程、结果和机会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方面。“生产力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导致不充分的发展。[8]杨威、张秀梅认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由社会发展引起，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地区快速发展之后，引发了另一部分地区呈现出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不充分。[9]相较之前“落后的社会生产”而言，许晓丽认为，当前我国在诸多领域已领先于世界总体水平，但我国的发展在结构上凸显出不平衡的问题，在发展水平上呈现出不充分的问题，这些不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短板，集中表现在社会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突出表现在社会创新能力、发展动力、发展成果转化与共享等方面。[10]此外，实体经济水平还有待提高。王艳、余金成则认为，“不平衡不充分”实质上是指人们获取发展资源的不平等状态，指向获得发展资源条件方面，重点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状态。[11]

（二）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究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化而来，而是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鉴于此，学者们主要围绕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其转化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1.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依据的研究。从历史的纵横交贯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追根溯源，罗朝远认为，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在理论层面上的重大创新;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直接理论基础，源自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主要矛盾的不断认识与探索，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12]张波、朱帅认为，这种演进呈现出三重维度，即马克思主义矛盾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1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需要层次的变化也尤为突出。李萍认为，我国人民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应有了更高层次的提升，且具有非物质、个性化以及社会性的特征，这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设定和需要的系统体系建构，也符合人的需要由生存到享受、再到发展的历史性变动规律。[14]

2.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渊源的研究。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依据，正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晶晶、李国俊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了21世纪人民群众的整体社会意识，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历史规律的再现与传承”。[15]因而亦可从我国在各个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去把握。张瑞才认为，可通过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这三个阶段进行分析。[16]张波、朱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与现存社会相联系、并彼此结合的产物。[13]从整体性上看，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的历史逻辑和取向，孙贺、蒋岩桦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密切相连。[17]纵观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艾四林、康沛竹认为， 在不同时期正确判断和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重要经验。[18]因此，社会主要矛盾随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持续发展，应用历史的眼光与思维去看待和把握。

3.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现实基础的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基于人民至上的立场，作出的科学判断，具有现实针对性。田天亮、田克勤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实状况如何，可通过新时代社会矛盾得以显现。[19]王向明认为，新时代的人民需求，远远不如过去一样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良性发展，扩展为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要”。与此相适应，在生产领域，主要表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新问题”。[20]马喜宁认为，从本质上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由于我国需求侧远远大于供给侧的现状所促成的质变。具体来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这是直接根据;二是社会需要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不断突出;三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21]王进国则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创造性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所作的正确判断。[22]

（三）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价值意蕴的研究

新时代之所以“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带有历史性、根本性、全局性的科学论断，这为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研究，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1.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价值的研究。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极具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常春、逄奉辉和沈旭认为，其孕育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实的“理论创设基点”。[23]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意蕴，胡炜杰、贺祥林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回答了人民是价值向往的主体。价值主体即人民的需要对价值客体即社会发展的向往，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二是说明了价值创造的主体，是人民和来自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组织者。三是从价值向往和价值评价的主体出发，即从“现实的人”出发，对其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价。在价值创造满足价值向往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对其进行阶段性反馈，以此来检验价值效果。[24]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寻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意蕴，从根基来看，徐茂华、李晓雯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还是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都作过相关论述。从源泉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都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丰富与创新。[2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重大论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新境界。

2.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践意义的研究。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是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的战略导向、决策指引。朱菊生、郭广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方向如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其理论来源，并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工作中的中心任务。[26]张波、朱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方式的布局以及广大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推动当代中国的发展，就要牵住社会主要矛盾这个“牛鼻子”。[13]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张雪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坚定我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增强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国际上“华盛顿共识”“北京经验”的对比讨论，向世界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27]

3.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方法论价值的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深刻总结、科学分析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作出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赵福浩认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判断形势，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经验，就是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党情、国情、民情现状及其变化。[28]常春、逄奉辉和沈旭认为，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首先呈现出历史思维方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总体性范畴，需用历史的眼光认识和把握新旧矛盾及其转化。其次，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与工作方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全面、动态地考察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兼顾与重点突出的辩证统一，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