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

[摘要]新时代完善的“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为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内核驱动力，促进中国经济在新时代创造新的“中国奇迹”。新时代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好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进而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启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能力的稳步提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结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73—08

[作者简介]彭一鸣，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体系便不断变迁，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英国经济学到美国经济学。而且从这一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经济学。”[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发展奇迹。新时代特别是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创造国民经济高质量的新经济奇迹，必须通过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为提高推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治理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而构建现代化的经济治理体系则可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提出的社会结构理论中获得启示。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他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2]确实如此，马克思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才能够彻底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并以自己的重大发现指导自己接下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更有力地运用深刻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那么，马克思在弄清楚他想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什么重大而又深刻的理论成果呢？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一生中在革命理论中的两大划时代的发现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没错，马克思在《序言》中第一次明确地阐明的正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3]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划时代之处。而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的思想。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现实基础。” [4]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对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内在有机联系的分析，完整地揭示了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的演进过程。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来理解和分析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构成的各个要素和社会结构，其社会结构理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展开。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是政治的上层建筑，文化结构是思想的上层建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则体现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生变革。” [5]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力不仅决定生产关系，还通过生产关系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而上层建筑也通过经济基础反作用于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系统，其矛盾运动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换句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自然而然的会引起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6]经济社会形态的变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导致的，当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会作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被变革，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但马克思同时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7]他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看待社会发展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来进行。

总之，要想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就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中来理解，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也需要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开启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金钥匙。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革命运动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一不是党和政府人民立场的生动证明。人民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的根本所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国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虽然国内也有工会，但的确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劳资关系的一种调和，最终结果还是无产阶级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论其根源便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8]资本主义内部做出的种种调节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社会化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要求社会生产者必须占有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而资本家在进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时不断以增加生产者的贫困为代价。所以，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建立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消灭了私有制，逐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取代了市场体制，实行又纯又净的公有制，这一状况在经济领域一直持续很久。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开始调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调整，发展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次调整涉及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维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层面上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水平发展要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回应，有助于更好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在经济实践中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

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就有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决定了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则决定了非公经济领域的分配实践要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夯实按劳分配在分配领域中的主体地位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机会公平，而由按劳分配牵引的生产要素分配则能有效激发拥有要素所有权的人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和社会财富涌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生产力发展，做大人民分配和国家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蛋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政府与市场协调作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元结构的三者“三位一体”构成了新发展阶段我国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关系的总和，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基本经济制度突出了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经济制度对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必须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并不断攀高且居于高位，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经济处于新常态这个发展逻辑之中。这个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的影响下，正在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经济局面。此外，当前世界处于大变局和疫情交织的双重挑战中，世界经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长期向好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但受世界变局和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健康发展遭遇众多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世界正在发生第四次产业革命，各国都在抢占科技高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为本国经济的发展赢得先机。世情和国情的变化迫切需要中国进行更大力度更大范围的改革，全面改革一刻不能停。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决定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实现路径。中国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实现，要通过完善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夯实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其重要制度保证，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前进道路。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当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新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层次鲜明且多样，但发展水平还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实现转轨进而解决新时代更高水平供需跃升产生的新社会主要矛盾，距离实现社会全员的共同富裕还有一定距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成熟。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国家学说指出私有制国家的职能“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9]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具有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具有超越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及其政党共产党必须始终将服务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国履行好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现实要求需要党和政府提高治国理政的业务能力。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运用国家制度和法律，依靠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总称，可以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需要构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从而更好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主要由经济治理理念层、经济治理体制层和经济治理能力层构成，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构成一个内在有机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治理效能，推进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一）社会治理理念层——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换句话说，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立场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共同”体现的是社会关系，“富裕”体现的是利益。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但是生产关系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因此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存在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公有制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管理国家经济，保证了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这一正确方向前进。公有制经济具有多种实现形式，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都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同层次的需要，都在引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能够有力确保我国红色政权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