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族的”和“人民的”文学讲好“中国故事”

[摘要]《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结合百年中国文学中“民族”“人民”和“中国故事”这三个关键词，既回顾了硕果累累的过去又展望了希望无限的未来，准确地把握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精神内核，指明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我们要领会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内核，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用“民族的”和“人民的”文学讲好“中国故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百年中国文学;民族;人民;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81—08

[作者简介]郭大章，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研究。

2021年12月14日，中国文联十一大和中国作协十大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站在历史的时代的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在千年传承和百年巨变的历史环境中，中国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民族复兴伟业”和“坚持守正创新”等几个方面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工作者提出了几点希望。认真领会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内核，我们发现“民族”“人民”和“中国故事”是其讲话的三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在总结过去中展望着未来，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彰显出了强烈的“中国精神”。

一、中国作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讲话》的第一个关键词，即是“民族”。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几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高擎民族精神火炬”“积极推动文化建设”，而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新时代和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中，我们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以文培元”和“以文铸魂”，把“文”镌刻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上”。《讲话》同时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国文学的根基和创新的宝藏，我们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等因素，将之“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并“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故步自封和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和凭空虚造也不能算创新，“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重视发展民族化的内容和形式，做到学古不泥古，拓展风格流派和形式样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学创新的重要源泉，让我们的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确立中国风范。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二是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新文学是以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而建构起来的，新文学先驱们“师承”西方，对几百年历史进程中积淀起来的西方文化进行吸收和整合，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形成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当时看来，相对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保守”的，只有打破这种阻碍现代发展的保守，才能实现新文学的前进，须得“破”才能“立”，故而，从表面看来，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和传统的民族文化完全相“背离”的。然而，事实未必全然这样。中国新文学先驱们大多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只是迫于“时势”的拘囿，不得不摒弃民族传统文化，来推广新文学，然则在实践过程中，却终于无法避免民族传统文化的“潜在”的影响，从而致使在新文学作品中，依然保留着不少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子。这在不少新文学大家身上都有体现，显明的如沈从文和废名，其次如茅盾和老舍，即便“彻底”如鲁迅，都或多或少有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子。

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精神还是形式，都吸收了大量的民族文化，潜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因素，其作品中的“还乡”主题和“故土意识”无疑有着《诗经》和《楚辞》的影子，他对“神”的探索，背后则有着深致的巫楚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对沈从文皆有影响：沈从文对文学“自然”品质的推崇，跟道家的“自然”和“真”不谋而合，茶峒的“景”绝不只是翠翠存在的背景，其本身就是“自然”的一种表现，而纯真自然的翠翠，则体现了一种道家的理想，朴素而自然，尊重生命的自在，完成对世俗世界的超脱;沈从文崇尚“和谐”和“静穆”，在静观中凝视“生命”的浮沉，有一种平淡沉静的美，呈现出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很符合儒家“中和”和“中庸”的精神，如《边城》即用晶莹圆润的文字向读者展示出一个“田园牧歌”般的清幽境界。废名的小说有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无论是在意象的择取还是在意境的营造上，都表现出浓郁的古典风格，可以说“废名对‘文学’的理解……有一种向中国传统‘文’的概念回归的冲动或倾向，即指向‘大文学’的倾向”，1其代表作《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即是其中的典型。老舍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他在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多了一份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如《四世同堂》中对传统章回小说的继承和革新，《正红旗下》对满族民风民俗的展现等，无不体现出民族文化对老舍的影响。鲁迅虽说表面看来一直跟传统势不两立，但其跟传统依然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其《故乡》和《社戏》等作品中，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只是他不愿公开表示出来罢了”。2

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大讨论把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明朗化，集中讨论了新文学如何与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的问题，试图解决精英的“启蒙”文学脱离群众的弊端，其中涉及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如何利用旧形式等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做了重要论述：“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强调“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决不能生吞活剥的毫无批判的吸收”，应当“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3这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可谓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中国文学中民族形式的运用也实践开来，赵树理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赵树理来自民间，其文学理想从一开始便和知识分子“启蒙”文学拉开了距离，有着很深的“民族化”特征。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诸多因素，比如传统叙事文学中的“故事”元素及“清官”元素以及大团圆结构等;语言充满地方色彩和民风民俗的味道，将民间的方言俚语灵活运用于小说创作，隐含了板话和顺口溜等多种民族文化的元素，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化”的表现。赵树理要求小说可“听”可“说”，带有一种评书的意味，这使得他“在创作中接近中国古代话本传统并对其有所革新”，成功复活了这一民族文化的旧形式在新文学中的文本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现代小说的文体”，1凸显出了新文学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此外，解放区的《吕梁英雄传》等“革命英雄传奇”套用“章回体”的旧形式来讲述革命的新内容等小说，亦可说是民族文化的某种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占据着文坛的大半壁江山，因其在“国家叙事”的统筹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从而有限的认同“民族形式”，但却也正因为如此“十七年”文学反而表现出和“启蒙”文学有着某种明显的“断裂”，在创作的思维向度上显示出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某种暗合，“无论是叙事观念还是叙事模式，‘十七年’现代历史叙事都深受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补史”和精神教化观念，二元对立及伦理政治化寓意，“传奇”故事和评论干预叙事，以及显现出和主流话语保持着某种一致的历史“实录”精神等多个方面。2《红岩》《红日》《红旗谱》《三家巷》《创业史》《保卫延安》等作品，无不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相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十七年”文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显得更加明朗化。所谓“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意即用文学来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塑造出一系列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含着民族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文学共同体”形象，以便来为某种一致的文学的或政治的目标服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其实始于“五四”新文学诞生时期。新文学先驱们为了一个全民族统一的“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目标，在“民主”“科学”和“启蒙”的旗帜下，构建了一个看似分散实则统一的“民族文学共同体”。在这个文学的共同体中，全国作家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用举世瞩目的文学成就形成了一个有着“革命”和“启蒙”双重作用的文学“民族共同体”，最终实现了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现代经典作品，都是这个文学的“民族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作出了莫大的贡献。抗战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的需要，抗战文学更是由多元化向一元化方向靠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要求下，三大文学区域的文学创作都围绕“一切为了抗战”这个总体要求来进行，全国各个地方的文学更是有了高度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不自觉中便完成了文学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茅盾的《腐蚀》，胡风及“七月派”，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作品，共同形成了“抗战”的民族文学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需要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大厦，让民众理解和接受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展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因而“十七年”文学更是需要建构一套“民族共同体”来完成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故而“十七年”文学的“民族共同体化”便成其为极其显明的特征。不论是杨朔等的散文，还是柳青等的小说，抑或是郭小川等的诗歌，都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中某种民族文化的“共同体”特征，而这种“共同体”特征到了后一个时期，则在“革命样板戏”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

新时期以降，中国当代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依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新时期很多文学流派和作家，都有意无意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着某种接续。就陕西作家而言，路遥在儒家思想和民间文化的影响下，“总是追求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关系来看待社会及家庭结构和谐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3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其波澜壮阔的“史诗”特征向我们呈现出了一部“民族的秘史”，既有民族文化的特征又成功的构筑了一个文学的“民族共同体”。“寻根文学”寻来寻去最终所寻找到的文学的“根”却依然是“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4“东方有东方的文化”“要不断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1，在“寻根文学”看来，民族文化是当代文学极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把民族文化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于是，在《爸爸爸》《棋王》等“寻根文学”作品中，韩少功和阿成等希望通过“重拾”民族传统文化，来完成中国文学的“寻根”和自救。汪曾祺的小说注重个体和自然的和谐共存，既有儒家的治国理想也有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其舒缓的叙事和朴素的语言蕴含着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含蓄自然的审美追求，其《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无疑就是一幅幅活灵活现的民俗生活画面。此外，陆文夫的《美食家》和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等作品也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影子，跟上述作品一道丰富着新时期文学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二、中国气派：从“人”到“人民”再到“人类”

《讲话》的第二个关键词，即是“人民”。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我们的文学应“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从而创作出“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扬人民性”是我国文学繁荣发展的前进方向。总书记的讲话可谓高瞻远瞩，博大精深，体现着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开辟未来的历史主动精神，以“人民的”文学为基本主线，既回顾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程，又指明了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就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民”一直是贯穿其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自“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把“人”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后，“人民的”文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和“主题”。鲁迅等新文学先驱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将文学作为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途径，希望用文学来唤醒国民，改造国民思想，文学是作为拯救“人民”的工具而存在的。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主张，自此，中国新文学便和“人”和“人民”纠缠在了一起。鲁迅的作品与时代和“人民”紧密相连，“鲁迅的‘呐喊’，是人民反抗的呼声，是鼓舞革命志士奔驰的号角;鲁迅的‘彷徨’，是对解放人民的道路的探索，是新的革命热情和理想的萌芽”。2郭沫若喷薄的“呼告”是“人民”的呼告，是“人民”渴望打破旧世界的藩篱和盼望新世界来临的强烈的呼声，承载着“人民”伟大的希望和梦想。现代乡土小说把底层农民作为表现对象，让农民这个长期被忽略的形象直接走进了文学和文学史，拓展了后来文学中“人民”的范围。尤其是沈从文，他终其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把自己作为底层民众的一员来进行创作，在他那些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中，跳脱出了知识分子面对劳苦大众时所持有的精英“启蒙”立场，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创作路向和标准：“民间”立场，亦即“人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