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研究

[摘要]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耦合性关联，主要表现在主体的交叉性、目标的一致性与角色的互嵌性以及过程的渗透性四个方面。研究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耦合性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交叉研究解决了理论前提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研究。

[关键词]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4—0064—07

[作者简介]钱周伟，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博士后，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耦合”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耦合性”意指块间联系，是软件系统结构中各模块间相互联系紧密程度的一种度量。模块之间联系越紧密，耦合性就越强。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耦合就是指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通过各种关联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致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是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间的良性互动。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属性决定其与社会治理存有耦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改变社会成员思想品德观念并引导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活动，原本就是一种治理实践，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特定社会共同体（诸如阶级、政党、集团、群体）所开展的有目的性、有计划性、有组织性的特殊治理活动”[1]。确实如此，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其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之中，充分体现出治理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软性治理方式，能够通过思想供给、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对被教育者施加影响，力求打造一种群体性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引领，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品格的建构和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涵育和教化，从而形成与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2]系统耦合理论认为评估耦合性可以从主体耦合、目标耦合、环境耦合、内容耦合、过程耦合等角度予以分析，所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可以从主体的交叉性、目标的一致性与角色的互嵌性以及过程的渗透性等层面加以阐释。

一、主体的交叉性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社会治理主体存在相互交叉的情形。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都是执政党。主体是指具有思维能力、从事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相对应，是对一定的客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五种见解：思想政治教育单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主体或受教育者是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互为主客体；思想政治教育多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环体也是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皆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相互间是一种交互性的主体间性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主体，即要根据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或关系进行判断，要根据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履行职能的情况来判定。综合分析上述五种说法可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其特定的学科内涵——主体是客观存在并不虚空的，主体是明确定位并非含混不清的。

笔者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谁承担、发动、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谁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只有真正履行了承担、发动、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职能者，才可以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3]骆郁廷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具有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性，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承担、发动、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体现出来的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超越性等属性，即主体能动性。”[3]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最为显著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地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4]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客观必然性。习近平指出，“人民比较容易理解眼前和局部愿望、要求的实现……但在自身长远和全局利益的理解上，由于各个局部的人群不十分了解全局的状况……其看法、主张与我们党的看法、主张可能会产生距离，出现差异。”党“要长期地、耐心地、孜孜不倦地向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释党对事物的主张和看法，让人民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使党的看法、主张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5]党是整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初级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针、原则等顶层设计由党把握；政府、市场、社会等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次级主体，即政府、市场与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也具有主体性，只是其主体性发挥的内涵、广度、深度等不及执政党。如是观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多元主体，其中执政党为主导。

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但是多元并不意味着等同，更不是说社会治理中毫无领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无论如何，社会治理中执政党是主导主体，社会治理的施展、延伸、成效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从一般意义而言，政党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谢茨耐德指出：“政党的兴起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实际上，政党主要扮演了政府的缔造者，尤其是现代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角色。”[6]萨托利认为：“政党是表达的渠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且最重要的是表达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7]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价值”[8]。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意义非凡。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国家，主导了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与西方不同，政党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政党不仅是政治秩序理性化进程的代理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现代国家，甚至是现代民族的创造者”[9]。中国共产党是政府过程的一个体制化结构，但不是一般结构，而是中枢结构。的确，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本质其实是“政党组织社会”。“政党组织社会的本质内涵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是一种高度嵌入社会机体的使命型政党，同时也是一种引领社会、形塑社会的政党组织，通过组织社会来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动力支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基础巩固和社会秩序维持。”[10]毋庸置疑，社会治理的首要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不重要或不需要。缺失治理的其他主体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治理。所以，多元主体的治理活动是在党的有效领导之下实施的。由是观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是高度交叉的。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占据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

二、目标的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目标中心都是“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目标确立都是人思维活动的产物。帕斯卡尔曾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11]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以人的发展为宗旨。社会历史是有目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人类的整个活动过程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既要“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12]，又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和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3]。使人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14]。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是个人的发展而是所有人的发展。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5]。但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又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而是社会性存在，所以人的发展也就不会是单个人的发展，而是所有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解决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矛盾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6]，使工人阶级“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12]。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7]毛泽东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8]邓小平也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关于社会治理的目标，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的目标是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稳定是指系统的组成部分保持或恢复到固定关系的一种状态，稳定往往被看作是没有根本的或破坏性的变化，或者是把变化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社会治理达致社会稳定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有序与可控。所谓社会生活的有序，是指人们的社会活动的组织性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性，即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或社会行为都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得到了有效组织；所谓社会生活的可控，即人们社会活动中即使出现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也能够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毁灭的影响。关于社会秩序，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认为：“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合作”[19]。他把秩序界定为“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做出正确地预期，或者至少学会做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地预期”[20]。毋庸置疑，稳定与秩序是社会治理追求的重要价值。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一个综合变化的过程，其中呈现三种趋势：即个人平等观念的形成、政治体系能力的加强和制度分化与专门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学者俞可平也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凸显就是管理社会的方式由统治向治理的变迁。其实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人的现代化。政治是一种技艺，是一种组织社会的艺术；如果作为局中人的社会成员不具备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协商意识等，那么政治发展难以企及。所以，社会治理的目标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善治极为重要的是培养积极公民。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将社会治理中的公民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搭便车者”，他们不太在意公共事务，对于社区事务了解和参与很少，只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服务消费者；第二是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守门员”，他们也关心公共事务，但是只参与跟自己有关的议题，目的是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第三是关心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他们非常热心社区公共事务，能够以行动对社会持续产生正面影响。[21]社会治理需要的是积极公民，社会治理也能够培育积极公民。社会治理能够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服务意识和公益意识；社会治理能够增进公民的参与治理能力，每次政治参与都会对公民起到教育的作用，提升了公民的参与政治的技艺。此外，社会治理的开展，促进了人际交流，改变了人际间的冷漠关系。社会治理有利于永葆人性的内在光辉，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团结，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角色的互嵌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二者角色存在相互嵌入的情况。

一方面，社会治理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即社会治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场域是各种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场域是一个运作空间，置身于场域的行动者基于自身价值、资源与力量的考量而参与分配品的争夺。不言而喻，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公共资源的配给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治理，是社会空间的重要场域，这个场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空间。

社会治理场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功能的重要目标场所。场域内含一种投入，即当一个人进入某个场域时，就同时进入了与场域相连的一套他本人很可能认识不到的前提预设。“场域是由身体和信念两部分组成。人们深陷其中的实践信念并非一种心灵状态，也不是武断遵从一套外界灌输的教条，而是一种身体状态，是被各种社会秩序加以系统利用的体现在身体上的性情倾向，即布迪厄所谓‘内在性的外在化’。”[22]场域的信念特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及其功能发挥留下了余地。除此之外，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领域还因为社会治理离不开群众的发动。列宁曾说，“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23]。发动群众是推进社会治理的或社会治理变革的起始条件。邓小平在谈及城市社会治理时指出，“经验证明，凡是城市工作做得好的，都是由于发动了群众。每个部门也是这样，凡是发动了群众，工作就能搞好。”[24]“如果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事情要好办些，不然则更困难。”[24]没有群众的发动，缺失群众的参与与激情，那么社会治理将沦落为空中楼阁。群众的发动中蕴涵对群众的教育，邓小平指出：“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25]。他还强调：“发动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要注意交代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才不至迷失方向。”[24]群众发动如果脱离群众教育，那么就会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强调：“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地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26]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的可能性，我国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特征则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施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