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疫情防控思想：内容、特点与经验

[摘要]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一是全面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防控；二是积极进行预防，加强应急防控；三是发挥科学作用，实行全民防控；四是努力争取外援，开展合作防控。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思想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具有人民性、协调性与均衡性等鲜明特点。在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遏制了各种疫情的爆发与蔓延，而且对于今天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等疫情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疫情防控；生命健康；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F124；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4—0081—10

[作者简介]史春林，男，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付媛丽，女，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历来高度重视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与地方流行病等疫情的防控工作，经常亲自过问与调查，听取汇报，开会进行研究与部署，发布一系列批示、通知与决定，对疫情防控的重要地位、宗旨、原则、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科学阐述，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思想，有力指导了疫情防控的实践，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疫情防控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今天国内外各种疫情流行，全面回顾毛泽东疫情防控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疫情防控思想主要内容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疫情的流行都会危害民众与士兵的生命健康，造成财产损失与社会恐慌，对战争胜利与经济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毛泽东对疫情防控十分关心，倾注了大量精力，提出了一系列有效防控思想。

第一，全面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防控。旧中国由于受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造成各种疫情肆意横行与蔓延，严重危害广大民众与士兵的身心健康，同时也给革命战争以及根据地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并给新中国疫情防控留下了沉重负担。对此，毛泽东强调应根据疫情流行的危害程度，有针对性、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全面统筹，做到综合防治、突出重点。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就把当时根据地流行的、对红军战士与群众身体健康影响较大的疟疾、痢疾等疫情作为重点防控对象。而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则把伤寒、回归热、痢疾等疫情作为主要防控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有关指示，卫生部首先把天花、鼠疫、霍乱与疟疾等高传染率、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疫情作为重点防控对象，到1951年底这些疫情就得到基本控制。对此，1952年8月毛泽东指示中央防疫委员会准备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予以检查，并规定1953年的防疫计划”[1]509。

在此基础上，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各地党委7年内基本消灭鼠疫、脑炎等“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2]509-510。1956年1月毛泽东在审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时，对此再次做了全面规划与具体部署，即从1956年开始在7年或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的最严重的疾病”[3]19。为此，1956年3月毛泽东两次批示，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参会讨论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其他严重疾病也“宜加以讨论”[3]47-48。1960年3月毛泽东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其他严重疫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4]150。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当时严重影响民众生命健康的各种疫情进行了明确分类，并结合各地条件与实际情况提出了长期规划、因地制宜、分期治理的思想，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迅速遏制了历史上长期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疫情，其他一般性的疫情防控也取得显著成效。

在全面防控的基础上，毛泽东高度重视血吸虫病的疫情防控，对此给予了长期持续的关注与指导，这是因为该病是当年流行疫情中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一是传染性强，“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5]。二是流行地区广，患病人数多，全国有“一千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6]54-55。三是对群众生命健康危害大，死亡人数高，“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7]234。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反复提到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妨害生产，威胁健康，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8]。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血吸虫病疫情防控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53年9月毛泽东在给政协副主席沈钧儒的信中强调“必须着重防治”[9]。195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对身边人员表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疫情”[10]，同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相关汇报后正式向全国发出了这一伟大号召。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党与全民动员起来，“消灭血吸虫病疫情”[6]54-55。1956年3月毛泽东连续三次做出批示，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筹备、议题以及参会人员情况等进行具体部署。该会召开后卫生部将有关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3月20日毛泽东将有关汇报加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标题，并“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3]77-78，要求认真落实。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有关汇报时再次强调：“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5]。

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与部署下，再加上有关部门及疫区广大群众的不懈努力，很快就有效控制了血吸虫病疫情。1958年7月毛泽东在得知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病以及全国灭疫大有希望的消息后，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篇来表达其喜悦之情[7]234，热情讴歌了党和政府领导广大人民与该疫情进行英勇斗争的精神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此，当时访问过中国的一个英国医生代表团曾赞叹道，这是中国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10]。

第二，积极进行预防，加强应急防控。在革命战争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疫情防控资源极其有限，因此始终存在着预防与救治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强调应以积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体现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理念。

一方面中国作为十分落后的国家，采取措施积极预防疫情暴发与蔓延是一种非常经济与高效的方式。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强调：“对疾病的治疗要和预防结合起来，要做好预防工作”[11]111-113。1932年初针对江西富田疫情流行问题，毛泽东强调根除疫情在主动防止[12]67。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特别是1944年7月毛泽东针对延安郊区出现的疫情明确提出，减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13]1083。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提出防疫“要以预防为主”，据此新中国正式将其定为卫生防疫方针之一。

其一，加强疫苗预防注射。对于一些严重的疫病而又没有特效药能治愈的情况下，最简单与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疫苗预防接种来有效提高身体免疫力。如1929年3月红四军解放了福建汀州城，而当时此地正流行天花疫情，毛泽东接受了福音医院傅连暲院长的建议，及时为战士接种了牛痘，从而阻止了天花向部队蔓延。1952年初美军发动细菌战后，2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要在东北开展疫苗预防注射获得批准。3月毛泽东又批示“京津一带速办防疫”[14]，从而有效阻止了疫情扩散。

其二，建立专门隔离病房。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北京没有防疫隔离病院的实际状况，1952年4月毛泽东批示“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并请周恩来具体部署[15]。

其三，切断疫情传播途径。毛泽东深知环境卫生与疫情防控的内在关系，因此他对消灭疫情传染源以达到预防的目的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把消灭苍蝇、蚊子、老鼠与麻雀（后以臭虫替代）“四害”作为疫情预防的一个主要任务。如1955年12月毛泽东就要求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四害”以及其他害兽与害鸟[2]510。1956年1月毛泽东更是明确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5年、7年或12年内分阶段“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四害”[3]19。1957年10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两年试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四无国”[3]593-594。1958年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16]36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时强调：“向群众提出的具体口号各地可以因地制宜”[17]75，根据各疫区不同状况有针对性地增加消灭钉螺、白蛉子、臭虫、跳蚤等疫情主要媒介。由此可见，毛泽东除“四害”及其他害虫与害兽的主要目的是将其同疫情产生与传播的自然条件、卫生环境以及病源、病媒等联系起来，如1958年4月毛泽东在与医学专家朱琏谈话时指出，你们治疟疾的道理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道理都是一样。因此，毛泽东主张通过积极主动改造疫情孳生的自然环境消除病源，以达到根治的目标。对此，当时英国有医疗专家认为毛泽东所倡导的除“四害”“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10]。

另一方面当突发疫情出现后，毛泽东则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迅速、准确公开信息，开展疫情监视与报告，做好疫区封锁与隔离，调集防疫人员与医疗物资积极救治患者，降低死亡率。如1944年5月，毛泽东针对延安郊区发生的疫情强调应“想办法加以解决”[18]154。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多次派遣医疗队下乡控制疫情，没有造成大范围蔓延。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鼠疫发生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治，疫情不到1个月就得到控制。1950年冬毛泽东得知上海郊区爆发急性血吸虫病后即派出医疗队前往防控。1952年3月毛泽东针对华北疫情，要求“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341。1952年春美军发起了无耻的细菌战，用飞机连续在朝鲜、中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放带有细菌的昆虫，在辽宁等地引起疫情流行。对此，2月1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注意此事，并予处理”[1]239。20日毛泽东再次批示：“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1]318。这样，到1952年冬就基本粉碎了美军细菌战，保卫了军民健康。

第三，发挥科学作用，实行全民防控。毛泽东强调疫情防控一定要尊重科学，实行群防群治，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一方面，疫情的预防与扑灭、患者的救助与治疗等都需要在专家学者、专业医生与防疫人员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与手段来解决。

其一，开展疫情实地调查。为掌握疫区实际，总结防控经验与教训，需要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如1951年3月毛泽东就派专业人员到江西余江开展血吸虫病疫情调查。195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开会期间还专门安排身边人员去郊区了解血吸虫病疫情，同年11月又指派卫生部领导到浙江血吸虫病严重的疫区开展调研。1956年毛泽东指示中央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与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组到江西余江考察血吸虫病疫情防控情况。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常到疫区视察，如1958年9月毛泽东亲自到安徽省博物馆了解血吸虫病疫情防控规划，为科学防控奠定了基础。

其二，听取专家防控意见。1956年2月生物学家秉志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须用火烧才能永绝后患，毛泽东立即指示卫生部照办，并请其参加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3]47-48。1956—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广东等地视察期间，又特地接见了苏德隆、吴光、陈心陶等血吸虫病防控专家并认真听取他们有关意见，体现了毛泽东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

其三，加强防控科技研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疫情防控的科技研发，要求组织有关专家开展集体攻关，探讨有效的防控措施。如1953年4月毛泽东就指派有关医生进驻江西余江，开展血吸虫病疫情防控科学实验。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有关汇报时，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研制血吸虫病有效防治药物与方法。1956年3月全国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召开后，卫生部建议要“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毛泽东表示赞同[3]77。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与防治血吸虫病专家苏德隆座谈，鼓励科技人员好好研究[10]。这样，有关部门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广大科技与医疗专家协作攻关，很快就发明许多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的办法，同时还研制出300余种血吸虫病防治药物，从而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疟疾肆虐，当时越共领导向毛泽东请求支援。曾在中央苏区染过疟疾、深知其害的毛泽东回复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据此，1967年5月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国力量研发抗疟新药。1972年3月药学家屠呦呦在南京有关会议上做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的报告，后来据此研发的青蒿素成为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2015年10月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对此，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指示，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可能发明青蒿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