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演变
作者: 廉志杰 姚肖雅[摘要]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方针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正确地分析、判断和预测国际形势及其转变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开始肩负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面临的周边局势和国际环境逐渐改善,邓小平逐渐认识到可以利用有利因素延缓战争的爆发,并为之付出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善,邓小平此时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和平是可以争取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1989年开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相继发生,局势动荡人心不安,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指出和平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决不当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启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关键词]邓小平;战争与和平;国际形势;和平力量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4—0091—10
[作者简介]廉志杰,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姚肖雅,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全人类的命运始终笼罩在冷战的阴云当中。从今天来看,人类在两极对立的格局当中和平地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然而在当时看来,美苏两极对立下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战争的阴云从未远离,国际局势宛如云山雾罩,令人难以捉摸。国际局势的走向,是战争抑或是和平,对于游离在两大阵营之外却同时遭受着两大阵营压力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后北部边境面临着压力,毛泽东认为和平是暂时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段时间内的和平是可能的。1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从战略全局把握国际形势,实事求是,对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力量进行分析,高屋建瓴,洞察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对战争与和平问题2做出了科学的解答,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为我国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内外政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国际局势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重温邓小平当年对这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判断、解答、认识调整的过程,对于当前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分析国际局势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策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1975—1984)
邓小平这一时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深受毛泽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中国面临的周边局势和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因此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建设工作一度围绕着这一认识展开。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在当时国际局势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采取措施使之推迟或延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周边局势的改善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也在不断修正和发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战争不可避免这个核心观点没有在根本上发生变化。
(一)战争不可避免
从当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邓小平最早提出有关国际形势、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是在1975年。1975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谈话中指出:这个世界是不安宁的,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被现在的所谓缓和和裁军所迷惑。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在扩军。扩军,就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就是为了准备世界战争。1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21975年7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3从上述会见外宾时的谈话内容以及工作中讲话的内容可以推断出,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邓小平的认识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军队备战是有必要的。
从这一时期起,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尤其是对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和所处时代的影响。一方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在工作当中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始终是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在近7年的时间里失去一切职务,甚至一度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接受劳动改造长达3年之久。4这样的经历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家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只要能够坚持下来,他一定能够在这一段经历当中收获不同于以往的感受。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1973年复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消极对抗,而是用书信的方式一直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写给毛泽东的书信当中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5因此在获准复出,重新参与到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当中后,邓小平始终在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无论是会见外宾时的谈话,还是在军队整顿工作当中的讲话,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认识,势必要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保持一致。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周边形势,“备战备荒”成为国家建设工作围绕的中心,“准备打仗”的思想自上而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主旋律,其影响重大且深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在国际上的争霸和战备竞赛逐年升级,在全球范围内明争暗斗。我国的周边形势也不容乐观,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边境上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更是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并做好了临战准备,使得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直接的威胁,1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备战”等思想成为当时的共识,主导着国家的建设和走向。当时的邓小平既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又是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我国面临的周边形势肯定是有一定了解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常理的。
邓小平在当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固然深受毛泽东的影响,但并非是基于政治需要或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认为,而是他真实的看法,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早在1964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形势,为了应对当时恶劣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战备”思想出发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即开展“三线建设”,逐步改变我国的工业布局,由东部地区向西南、西北进行战略调整。此时的邓小平身兼数职,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这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共同做出的,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共同意志和集体智慧。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是基于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形势而得出的,这一认识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仍然坚持着“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还存在”2的这种看法,这一点在邓小平多次公开讲话当中都有所体现,在下文当中笔者会详细展开论述。邓小平的这一认识直到1985年时才彻底改变,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与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的谈话中第一次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3
(二)把握有利因素,延缓战争爆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此前在党内和国家担任的一切职务。4从此,邓小平再次回到工作岗位,用他的话来说,是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一点工作。5这一时期,邓小平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阐发了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这在当时对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在1977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关于国内、国际形势问题部分系统全面阐发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讲话的内容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立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认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和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
邓小平这部分讲话的内容没有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但有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比较乐观的,因而充分把握住、利用好各种有利因素,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邓小平认为,当时国内国际有利于争取和平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6在当时,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这两个国家拥有着远超他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我国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第二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诸多发达国家。只要我们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发展对外关系,就能有效地延缓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1美国和苏联当时是仅有的两个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而发动战争要提前进行战争动员、战略部署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邓小平认为,美国在此前深陷越南战争泥淖,导致其国家综合实力下降,在与苏联进行全球争霸的对抗当中属于战略防守,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准备开展世界大战。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虽然处于攻势,但它的全球战略部署并没有准备好,相较于美国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因而也不会贸然发动世界大战。因此,邓小平认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即争取一段时间内的和平在当时是可能的。
邓小平在讲话当中指出:战争延缓爆发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浪费时间,要抓紧备战工作。同时,邓小平认为一方面要防备世界大战爆发的偶然性,另一方面也要防备局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做好应对各种偶然性战争的准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备战工作做出重要指示:首先,要抓紧把工事检查一下。要准备弹药……还要抓紧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提高士气……要讲究技术……坚持人民战争……把装备搞上去……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化战争等等。2邓小平认为,霸权主义者往往有疯狂性,他们可能通过制造小摩擦进而挑起世界大战,要特别防备这种偶然性的战争。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小事情,就挑起战争。3我国的国境线、海岸线都比较长,邻国也比较多,考虑到局部战争爆发的偶然性,邓小平提醒参加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成员要充分考虑可能突然爆发的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一旦遭遇要有准备、有反击方案。他在讲话当中指出: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应该说,现在我们也能打。4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各种突发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对军队的备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指示。
邓小平在1977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阐释了这一时期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在此后7年时间里,邓小平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觉,同时也在为延缓战争的爆发而努力着。1978年11月10日访问马来西亚期间,邓小平在与其总理达图·侯赛因·宾·奥恩的会谈中,谈到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方法,而不能无所作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5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道: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八十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61980年10月1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我们的政策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1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2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31984年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上指出: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