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IPE逻辑

[摘要]数字经济对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集中表现在“数字破坏效应”所诱发的传导机制。数字技术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结构的基本点，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影响着国家安全结构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国家力量对比愈发取决于对数字化能力的掌握程度。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依然严峻，社会动荡不断，各国生产生活的恢复进程不确定性放大。鉴于以上原因，中美欧等经济体纷纷加大对数字产业的支持，全球数字化进程愈发凸显，全球数字经济版图逐渐呈现出中美两极化的特点。随着全球数字经济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将持续复杂演变和能力分化，数字经济愈发成为一国科技进步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点。对此，要把握好数字化机遇，努力攻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创新难题，实现中国国际数字竞争力的再跃升。

[关键词]数字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安全结构；数字破坏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5—0071—09

[作者简介]王泽媛，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亚政治与文化；赵磊，男，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国关系。

2021年7月16日，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1]滴滴公司是中国数字出行服务的头部企业，是行业内的标杆，但因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和违规赴海外资本市场上市，触犯相关法律条款而受到严惩。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产业在社会经济领域地位与日俱增，各类数字设备和各种数字网络平台成为生产生活中无法脱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个体的生产生活轨迹、产品和服务的参数信息以及经济文化的承载方式均被数据信息所诠释与覆盖，数据资源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结构与国际权力格局演变的关键性要素。

一、 数字经济概念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于相关数字经济的文献解读和著作论述，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ICT）及数字技术（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以及与数字形式相关的所有技术、产品和服务等，[2]这一定义也对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及涵盖范围进行了大致的界定。2021年5月27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报告，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并列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及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大类数字经济产业范围。[3]综上，用户、数据以及承载数字用户的软件系统平台及硬件基础设施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

通常而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是主要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互动关系的学科。其研究框架需要一种能把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考虑在内的分析方法，它必须把决定或至少是影响世界经济性质和动力的诸多经济、政治和技术因素吸纳在一起。[4]与经济学者强调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和经济活动产生的绝对收益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市场活动收益的分配，重视世界经济对各国社会的权力、价值观念和政治自主的影响。IPE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其著作《国家与市场》一书中也指出：IPE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学科。[5]王正毅教授通过梳理IPE的历史演进与理论特点后发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发生的“第三次论战”，为IPE学科奠定了学理基础，“政治经济分析”与“安全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6]在IPE研究的相关理论中，持国家中心论的IPE学者尤为关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收益，其理论基点是：市场的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开展经济活动，而国家的逻辑是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以便增加本国的权力和经济福利，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必然发生的这种冲突正是IPE研究的领域，[7]这一逻辑在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博弈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关于数字经济的变革意义，斯特兰奇指出，虽然信息革命以何种方式改变人类仍属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权力仍然掌握在作为经营者的公司企业及其上面作为管理者和裁决者的国家政府手中。[8]具体到IPE领域，一个突出特点将是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形成双中心主导的数字世界，数字优势将决定全球主导地位。[9]以数字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为例，电脑硬件与软件、电信设备和服务、物联网（IOT）以及相关支持服务是支撑数字经济的核心设施及系统，[10]这也不难理解为何提供关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华为公司会成为美国政府极力打压的对象。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意志和安全逻辑会压倒甚至取代市场行为和效率逻辑，成为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力量。[11]

二、“数字破坏效应”下的国家安全结构权力演进

数字经济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数字化转型1等方面有着极强的“渗透力”与“外溢性”，集中表现在“数字破坏效应”所诱发的传导扩散机制。所谓“数字破坏效应”，实质上指的是以推行数字化动态转型为手段，运用数字经济加速促进技术变革，催生产业融通外溢性和渗透性的传导影响机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所产生的“数字破坏效应”可以极大地促进产业数字化进程与塑造线上消费习惯，将信息通信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为一体。长远观之，对一国而言，关键要利用好“数字破坏效应”的扩散渗透作用，实现个体、企业及国家三者间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整体最优解。

（一）“数字破坏效应”的实质

“数字破坏效应”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也就是打破原经济周期的“旧均衡”，催生促进经济运行“新均衡”状态的诞生。[12]在疫情影响和信息革命背景下，新的数字商业模式方兴未艾，并产生扩散到全行业“渗透效应”，引发“数字破坏”。[13]熊彼特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定义为“革命性”的变化，即“新的组合”的产生与传导。[14]与此同时，“数字破坏”在发挥其“破坏”作用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联动和溢出效应。新的产品、服务及技术不断涌现，机会窗口不断浮出水面，使得后发国家存在借助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等机遇而赶上甚至超越先发国家的可能，[15]当前全球数字化浪潮正呈现并提供了这样的窗口机遇期。

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就转变成了以数字产业相关的“创新驱动型”，这恰恰与熊彼特的演化推断不谋而合。[16]以美国为例，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2019年数字经济占美国当年GDP的9.6%，总值逾2万亿美元。与美国传统产业部门相比，数字经济的排名略低于制造业（占比10.9%），但已高于金融和保险行业。这对于占据全球金融资本市场顶端的美国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历史性转变。2005—2019年，数字经济在美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扩大，数字经济的实际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6.5%，远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1.8%的数值。[17]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版图的“翘楚”，美国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向，正印证了“数字破坏效应”对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塑造。

（二）数字技术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结构权力演进的落脚点

对于安全范围的界定，巴里·布赞（Barry Buzan）用三组概念引出“安全”含义：首先，是一组补充性（complementary）概念，如战略、威慑等，来揭示安全问题的具体含义；其次，通过一组平行性（parallel）概念，如主权、认同等，来揭示政治层面上的安全含义；最后，利用一组竞争性（oppositional）概念，如和平、风险等，来替代安全概念。[18]可见，安全的泛化尤其是经济风险的溢出同样是安全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安全研究正是IPE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从结构性权力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架构。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产生的外溢效应和传导机制已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认为，技术和规模经济是公司和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19]以此观之，数字技术能力已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安全结构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互动关系。

各国为了取得技术优势而展开的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一大特征。[20]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美国商务部14次公布针对中国相关单位的“实体清单”列入与临时许可等相关政令。不能否认的是，打压中国尖端数字技术发展是美国政府主要目的。针对中国数字巨头华为公司，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对华为公司的技术转让和产品转移。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务部再次宣布在“实体清单”中新增46家华为子公司。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再次加码，限制华为使用源自美国的任何半导体技术，彻底禁止了华为公司在国际市场获取尖端数字技术的可能性。在因香港问题选择恶化对华关系后，英国政府做出将中国华为公司相关数字技术排除在其市场外的决定，也凸显了数字技术在国际政治中的复杂博弈关系。[21]

（三）数字经济产业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潜力空间

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著名的IPE学者吉尔平就曾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大国的战场被设在高科技的计算机和信息工业中，各经济大国在高科技部门展开的激烈角逐，是为了最终争夺在未来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大国和全球霸权地位。[22]在信息时代，国家和企业对技术的垄断和控制能力远比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时更强，[23]数字信息产业的重要性促使国家更积极和广泛地介入其中，形成产业政策主导的数字发展战略。在现阶段，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无疑就是这样的可以为经济循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且拥有较高的附加值的产业部门。[24]

疫情冲击背景下，一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地位与影响力愈发取决于其对数字化能力的掌控程度。中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尤其是重视对数字产业领域的投入与支持。[25]例如，2021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就宣布，将给予3000亿日元的预算及1万亿日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支出进行改革，[26]用于推进疫情期间的“无接触式”社会构建与带动数字经济发展。2022年7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数字印度周”开幕式上称，“数字印度”在社会福利、疫苗接种、农村贸易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对消除印度社会顽疾具有一定的助推器作用。[27]从历史上看，技术、经济和政治领导权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市场占有以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日益复合叠加，产业逻辑也将在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四）国家能力分化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突出特点

2020年7月，美国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四家数字巨头企业（GAFA）的总市值与日本股市整体的总市值发生了逆转，GAFA企业的总市值达到7.05万亿美元，而日本股市整体仅为6.86万亿美元。[28]GAFA企业对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超越，正是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版图重塑影响的一个缩影。数字经济版图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中美两国的头部数字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与地位。从202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来看，亚马逊公司首次排入第3位，苹果公司前进至第6位。在盈利方面，苹果以574亿美元的利润额位居榜首，微软、谷歌和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均闯入利润榜上前10位。[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