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维度下边疆安全的新形态与路径选择

[摘要]边疆文化安全作为边疆安全的短板和弱项，是新形势下构建国家总体安全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跨地域、跨民族流动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文化安全的担忧。文化安全既反映了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安全的新维度，也凸显出边疆安全的新形态。边疆作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炉，是处于多元经济、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中间地带”，既存在内部文化认同的张力，也面临着外部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等多重挑战，属于“文化边疆”的薄弱环节。新形势下注重边疆安全新形态，既要正本清源，增强文化认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也要注重固本培元，推进文化浸润工程，强化文化戍边的功能；更要关注边疆“少、边、穷”的病根子，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切实筑牢边疆文化安全的物质基石。

[关键词]边疆文化安全；文化润疆；全球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5—0098—07

[作者简介]杨震（通讯作者），男，塔里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边疆社会治理法治实践；刘小康，男，塔里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性，文化安全的意蕴也在多元异质文化不断交流交融，甚至碰撞、交锋的过程中日益凸显。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以及边疆地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我国边疆地区作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炉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文化领域也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广袤的边疆地区作为与他国直接接壤的“核心区”，是处于多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中间地带”，边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外部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利益受到极大的影响，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始终是外部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的主战场，“和平演变”的手段层出不穷，其文化攻势值得警惕。加之境内“三股势力”鼓吹宗教狂热、煽动民族分裂、宣传历史虚无主义试图从文化层面制造分裂，复杂的国内国际双环境使得边疆地区抵御文化渗透、侵蚀的能力较为薄弱，边疆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短板和弱项，文化安全成为边疆治理的突出矛盾。因此，加强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措施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全球化凸显国家安全的文化维度

全球化是一个大融合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以军事冲突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相对下降，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日趋紧密，各国日益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以气候变化、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网络信息安全等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逐渐凸显，国家安全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世界化趋势是各民族、各国家为保持自身文化影响力而相冲突的产物，文化安全的意蕴就在这一进程中得以彰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作为一种隐喻的力量往往渗透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当前，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都在力图通过文化输出扩大国际影响力旨在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文化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成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交流合作的领域从政治、经济贸易逐渐延伸至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人员的跨地域、跨民族、跨国界交流互动更是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在促进文化交流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关于文化安全的担忧。事实上，文化威胁一直都存在，从日本殖民扩张时期开展的“黄民化”运动到西方国家到处兜售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无不是在进行文化输出，意图从文化层面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而这种瓦解是更彻底的，可以说文化颠覆尤为致命。就连软实力外交集大成者的美国，也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宣传美式价值、推送美式民主、输出美国文化，其实质就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夺取文化这一高地。

文化是更深远、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安全尤为重要。清代学者龚自珍说：“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利益的文化层面取向，在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突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磊教授指出“文化安全是一国文化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学者乔纲则把文化安全与我国“文化边疆”相关联，并指出“‘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缘概念的延伸解读，而是文化相互接触的‘中间地带’”[2]，其核心即文化安全。特别是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稳步推进的大环境下，文化的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流动日益频繁，在多元异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际，边疆地区也正从过去的“边缘地带”成了一个“中间地带”，成为对外交往的“桥头堡”、多元文化交汇的“核心区”，文化安全已然成为边疆安全的重要部分。因此，学者颜旭强调文化安全已成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课题，维护边疆文化安全是维护“一个主权国家文化的性质能够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文化利益能够不受威胁和侵犯的防御界限”[3]。

总之，文化安全作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文化维度，不仅为我国带来新的安全领域的挑战，同时也为安全观念提供了新维度，更为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新思路，成为了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边疆地区文化安全分析

新时代，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可以说边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连接“我者”与“外者”的“中心地带”。我国边疆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疆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石，离开了边疆安全这个基础，谈国家安全和发展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边疆安全是边疆治理首要职责。民族事务研究学者宋才发教授指出：“边疆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极为重要的内容，边疆安全治理改变了国家疆域边缘和治理末梢的传统观念。”[4]边疆安全研究专家谢贵平强调：“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地域边疆与非主权范围的场域边疆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传统边疆安全治理理念与方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叠合交织的多维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5]。而文化安全作为新形势下边疆安全的短板和弱项，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安全。因此，边疆地区文化安全已成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课题，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利益必须从文化安全薄弱的边疆地区入手。

（一）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面临的困境

边疆作为传统的“少、边、穷”地区，由于远离中心加之多民族的特征导致过去一段时间边疆地区存在文化认同感弱化、淡化的问题。文化认同是更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存在问题也就难以产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边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民族地区的落后和认同感模糊问题，也给敌对势力开展渗透、分裂、颠覆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三股势力”“双泛”思想的一度猖獗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给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带来严重阻碍，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边疆地区成为国家整体安全相对脆弱的一环。

1.外来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边疆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的“枢纽”，在经济贸易日益频繁的同时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也必不可少，甚至产生了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当前，外来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态势，表现在节日、饮食、服饰、影视作品等各种“舶来品”当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传统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其中年轻一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往往日益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诱导。大量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涌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与独创性，阻碍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边疆各族群众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难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上跨国民族的同源性与宗教信仰的同一性的交织叠加极易被“双泛”思想等错误思潮误导，会消解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因此，如何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警惕敌对势力的“文化鸦片”和“文化渗透”，是边疆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

2.客观存在的认同感相对弱化问题。“在全国 130 多个边疆县（ 旗、市、市辖区） 中，少数民族人口占边疆人口的 48%。”[6]边疆地区作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炉，多民族的特性导致各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加之历史原因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纠纷、宗教问题、文化冲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在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和煽动下，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相互叠加、集中呈现，在一定时期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团结工作陷入困境，引发了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思考。其次，边疆地区客观上相对艰苦的环境使少数民族群众十分注重民族内部的团结，进而日益滋生民族主义情结，在“三股势力”蛊惑和影响下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容易产生和泛滥，破坏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社会氛围，削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感以及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特别是不少民族相邻国界之外就是同民族的独立国家，跨界民族客观存在的民族关系、教族关系导致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客观存在着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弱化、虚化、淡化及共同体意识模糊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也就难以抵挡外来文化的渗透、入侵、腐蚀，进一步加剧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的降低，造成“文化认同感淡化—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

3.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长期以来，外部敌对势力一直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途径插手中国内政，以所谓的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为借口干涉边疆事务，意图破坏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破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破坏党的民族政策。而边疆地区也因高度的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在敌对势力的文化攻势之下，其文化渗透、入侵、腐蚀的隐蔽性、突发性、针对性增强。特别是“三股势力”打着“民族”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衣，裹挟、毒害和蒙骗淳朴的少数民族群众，罔顾“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事实，编纂虚假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发展史，妄图以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挑起民族对立、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面临着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严峻挑战。

（二）边疆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分析

边疆问题既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涉及边疆问题，涉及边疆安全治理，必须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综合考察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背后的物质动因。

1.边疆地区问题的复杂性。从地理位置上看，边疆是“边缘与中心”的矛盾集合体，一方面是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而另一方面又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处于多元经济、政治、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从发展状况上看，边疆是“经济落后的代名词与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矛盾结合体，一方面长期典型的弱质产业、不平衡的产业结构以及“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缺失是边疆发展的短板和弱项，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又促进边疆地区经济贸易的繁荣发展，依靠进出口贸易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民族结构上看，边疆地区是“区域性文化认同强与整体性文化认同弱”的矛盾结合体，这种状况的实质是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力量的产物，千百年来边疆各族群众结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共生共存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性文化认同，“以地域性、群体性为基础的原生的地方性文化，它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具有双面性：当地方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时候，地方性文化能够推动国家认同文化的塑造；反之，则成为国家认同塑造的阻力。”[7]因此，边疆地区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中国环边疆带之中的‘文化边疆’是脆弱的”[8]。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边疆地区作为外来异质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相对脆弱，使得国家安全的视角必须重视边疆地区。

2.边疆文化安全背后的物质动因。研究边疆文化安全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要深入考察文化安全相对薄弱背后的物质动因，如果边疆失去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边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北、西南这些偏远地区，普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荒漠化严重、水资源短缺等自然生存条件艰难的问题。加之偏远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不便导致大部分边疆地区长期处于发展的弱势地位，农业、工业等也大都属于典型的弱质和粗放型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仍然很突出。新时代，各族群众迫切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日益凸显，而现实的发展困境又无法满足需求，发展的困境与各族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增收创收难与各族群众迫切改善生活的矛盾，落后的基础设施与各族群众追求更加美好生活向往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导致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产生利益摩擦和矛盾纠纷，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受到一定破坏，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面临弱化、淡化的风险。